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在判决书上如何署名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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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高校：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和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沪委办发〔2006〕35号）文件要求，现制订《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试行）》并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试行）》 　

　　中共上海市科技教育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办法（试行）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和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和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上海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沪委办发〔2006〕35号）文件要求，根据上海市人事局《关于同意上海高校试行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复函》（沪人〔2002〕100号）等文件精神，特制订本办法。

　　一、聘任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各高校在岗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包括专职辅导员、校（院、系）分管及从事学生工作的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

　　二、聘任原则

　　（一）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绩；

　　（二）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科研能力；

　　（三）强调从事学生工作基本年限。

　　三、岗位设置与比例

　　（一）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岗位设立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职务。

　　（二）高校应根据专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编制总数，按照不低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平均结构比例，合理设置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岗位的结构比例。

　　（三）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岗位应单独设置，不得用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岗位。

　　四、聘任中级以下职务条件

　　聘任中级以下职务，应达到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具备学士以上学位或本科以上学历，从事一定年限学生工作，侧重考察工作实绩，年度考核为“合格”以上。

　　五、聘任高级职务条件

　　（一）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要求

　　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为人师表，爱岗敬业。对思想政治素质表现差，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员，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二）从事学生工作基本年限要求

　　1．教授：从事学生工作年限累计8年以上；但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者，共从事学生工作年限累计5年以上；具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者，共从事学生工作年限累计6年以上。

　　2．副教授：从事学生工作年限累计4年以上；具备博士学位者，其从事学生工作年限可累计3年以上。

　　（三）学位学历和任职年限要求

　　1．教授：具备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且担任3年以上副教授职务；具备其他专业博士学位，且担任4年以上副教授职务；具备硕士学位，且担任7年以上副教授职务；获得研究生班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未获得硕士学位，且担任8年以上副教授职务；获得学士学位或者本科毕业学历，且担任10年以上副教授职务。

　　2．副教授：具备博士学位，且担任2年以上讲师职务；具备硕士学位，且担任5年以上讲师职务；获得研究生班毕业证书、第二学士学位或者具有研究生学历而未获得硕士学位，且担任7年以上讲师职务；具备学士学位或者本科毕业学历，且担任8年以上讲师职务。

　　（四）工作实绩要求

　　1.教授：具有丰富的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2次以上；

　　（2）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校级荣誉称号4次以上（荣誉称号的认定以证书签章是否为校级行政或者党委的签章为准）；

　　（3）个人累计获得校内年度考核“优秀”3次以上。

　　2.副教授：具有较丰富的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颁发的荣誉称号1次以上；

　　（2）个人或所带学生团体累计获得校级荣誉称号2次以上（荣誉称号的认定以证书签章是否为校级行政或者党委的签章为准）；

　　（3）个人累计获得校内年度考核“优秀”2次以上。

　　（五）科研要求

　　1.教授：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在本领域中有一定影响，任现职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3篇以上，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完成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3项以上，研究成果经鉴定或已组织实施；

　　（2）作为主要编撰人已公开出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专著1部以上或教材、教学参考书2本以上；

　　（3）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科研奖励2次以上；

　　（4）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2篇以上。

　　2.副教授：任现职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2篇以上。

　　任现职以来在重要学术刊物上独立发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1篇，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完成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研究课题1项以上，研究成果通过鉴定或已组织实施；

　　（2）作为主要编撰人已公开出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术著作或教材、教学参考书1本以上；

　　（3）作为主要成员（排名前3位）获得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科研奖励1次以上；

　　（六）教学要求

　　每年承担一定量的第一或第二课堂教育教学任务。

　　（七）外语要求

　　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中对于外语要求的通知》（沪教委人〔2006〕57号）执行。

　　（八）计算机能力要求

　　具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的计算机能力，取得相应的计算机应用能力合格证书。

　　（九）参加培训要求

　　1.专职辅导员应根据《上海高校辅导员培训工作实施意见》的要求，完成相应的年度培训任务。

　　2．其他应聘人员应在任现职以来参加省市级以上教育主管等部门组织的相关培训1次以上，并取得相应证书。

　　（十）考核要求

　　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

　　（十一）破格要求

　　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可破格聘任。

　　以上十一项要求是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的基本要求。对研究型高校、教学研究并重的本科高校，有关要求应适当提高。

　　六、组织与管理

　　（一）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设立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由上海市科教党委、市教委分管领导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详见附件）。“领导小组”全面负责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包括职务聘任条件的确定、评议专家的选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的认定等。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上海市教委德育处，具体负责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的管理、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可委托专业中介机构负责评议工作的具体操作事务。

　　（二）已独立开展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评聘工作的高校，可参照本办法自行评议。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成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各校评议组经领导小组认定同意后，可依据本办法自行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的评议工作。对于暂不具备条件的高校，学校应将应聘高级职务教师的有关材料和本校年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设置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评议。

　　（三）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高校上报的材料，组织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家，组成上海市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评议组（简称“评议组”），负责对应聘人员的相关能力和水平进行评议。应聘人员获评议组应到成员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即为通过，三年内有效。

　　七、其他

　　（一）任现职以来取得上海学校心理咨询师或职业咨询师中、高级专业技术水平认证证书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经评议组认定，并满足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考核要求、外语、计算机聘任条件的，可聘任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讲师、副教授职务。

　　（二）鼓励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与其他专业技术职务教师间正常的职务流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转聘其他岗位的，一经聘任，应同时聘为同级专业技术职务。担任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经认定后可转聘同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

　　（三）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四）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包括本数。

　　（五）各高校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实施细则。

　　（六）本办法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生效。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二○○七年一月 　　

上海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聘任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长：翁铁慧（市科教党委副书记）

　　副组长：李骏修（市教委副主任）

　　成员：蔡桂其（市科教党委组织处处长）

　　周国明（市教委人事处处长）

　　王宏舟（市科教党委宣传处副处长、市教委德育处处长）

　　丁晓东（市教委高教处处长）

　　王宏（市教委学生处处长）

　　王兴放（市教委科技处处长）

　　江彦桥（市教育评估院副院长）

　　陆震（市教委人事处副处长）

　　赵扬（市教委德育处副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上海市教委德育处，办公室组成人员：

　　主任：王宏舟（市科教党委宣传处副处长、市教委德育处处长）

　　副主任：赵扬（市教委德育处副处长）


我国股市当前存在的问题之源：股市的制度变迁方式
曾清汉
（上海大学知识产权学院，上海，201800）

内容摘要：股市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方式，而我国股市的形成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由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局限性以及政府采取工具主义的理念，因此给我国股市留下了诸多隐忧，导致了当前股市的低迷。我们应从制度的深层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的突破口在于国有资本的退出。
关键词：股市；制度变迁；工具主义；国有资本的退出。

我国的股票市场在其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给国人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观念，使我们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魅力。整个过程中，市场的参与者有过辉煌和失落，到现在留下的是更多的迷茫，因为现在股市低迷，看不到复苏的迹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从繁荣到萎缩的情况呢？业界指出了股市存在的问题，大致是：股票投资概念正在转换过程中，旧的概念在退出，新的概念尚未形成；股权结构的分裂以及全流通的问题；股市是一个政策市，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导致股民的迷茫；上市公司赢利能力差；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的作假行为导致股民信心丧失。应该说这些分析在一定程度上点到了我国股市的软肋。但罗列问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更前进一步，找出应对的办法。笔者认为从股市的制度变迁中方能发现问题的最终根源，并据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股市是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市作为一项制度安排，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的。自市场经济从西方世界发轫以来，共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融资制度，分别为商业信用融资、银行信用融资和股市融资。①现今这三种信用方式并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学说，制度的变迁有诱致性变迁和强制型变迁两种。诱致性变迁是指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制度不均衡，从而引致外在利润的自发性反应，当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有关群体就会设法通过契约的形式发展新的制度，从而推进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是一种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的制度变迁过程。强制型变迁是指新的制度的框架是通过法的形式由国家的管理者先行设定，然后强制性地进行推广，最终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安排，它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过程。
通过对英美发达国家和我国在股市制度变迁方式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我国股市在内在机制上的缺憾。
（一） 英美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
英美发达国家的股市是由市场中的民间力量通过制度创新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股票与股市形成发展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环境。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16世纪的西欧就有了证券交易。当时在里昂、安特卫普已经有了证券交易所，最早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是国家债券。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出现，使股票、公司债券及不动产抵押债券依次进入有价证券交易的行列。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300百多年前，初称为“股票经纪人”的商人就已在他们的主要市场——伦敦交易所从事证券市场的一些简单业务。②
市场经济是自治的经济，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以利润为中心，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当获得利润的渠道在改变或新的利润增长点出现时，作为“经济人”的市场主体就会构建新的市场契约结构，形成新的制度安排。因此，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始终是市场经济中制度变迁的最终诱致性因素。16世纪的西欧已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担负的是“守夜人”的角色。正是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竞争环境才孕育了证券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靠企业本身的积累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已显乏力，对于一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仅靠单个企业自身的力量已不能担负，但项目的巨大利润空间却又吸引着众多的企业，因此人们就自然地想到通过聚集多个企业或个人的资本来开发这样的大项目。由于资本的功能在于产生剩余价值，因此，项目的各出资者是一定要得到其相应的剩余价值份额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的市场契约——股票就此诞生了。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指出：“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正是因为股票和股市产生的诱致性因素——筹资功能和投资功能以及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相应地从自发到自觉地发展这种市场创新，最终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融资方式。这一过程充分展示了市场经济的魅力，它为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市场中的主体总会寻找到利润的增长点和实现利润的机制——即为实现利润而必须的管理系统。股票和股市就是这样的系统。政府要做的仅仅在于关注市场交易行为的公平与公正，其它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这种精巧的制度安排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孕育、产生和发展，在专制经济条件下，这一伟大创造是决计不会产生的。
股票和股市机制由市场自身孕育发展会产生以下的效果：
（1）人们对股票和股市更有认同感，也深刻地理解这种机制的功能和相关的环境，进而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由于这种机制是在市场中孕育并诞生的，因此市场中的相关交易主体具有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他们有相对较高的自觉性来维护这种机制的运行，对风险的认识也相对较深并保持着较高的警惕。在探求理论时往往是自觉挖掘，自我教育，自律意识较高。
（2）股票和股市机制具有稳定性、创新性和高效性。由于人们在观念上的认同，人们会自觉地维护机制地稳定性。另外，这种机制是为利润的增长而设计的，并且这种增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这种机制必然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和高效性的机制。
（3）政府的干预较少。由于这种机制是由市场中的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政府只是保持审视的眼光。这种机制的形成，只要是不违背公共利益和公正、公平的准则，政府往往是保持默许的态度。当此种机制的正向意义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时，政府也开始从旁观席走到前台，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
（4）市场中的交易主体对信用的作用认识深刻，但这种认识往往是经过惨痛教训才得到的。股票和股市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础之上。如果信用烂掉，这种机制就会顷刻间覆没。市场是一个逐利的场所，有时人们会为攫取暴利而破坏信用体系。英美两国在其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均有信用遭到严重摧残的历史。英国在1720年发生的“南海事件”，使得证券市场中的信用体系严重受损，英政府因此颁布气泡法案，不允许企业自行发行股票，直到1825年，这个法案才被废除。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股票市场投机极度盛行，终导致“黑色星期一”事件的发生，对股市的信用体系也是一次严重的打击。这两次事件最后的结果都是由政府出面建立相关的制度来防范信用危机，但事件本身也为股民上了生动的一课，使他们认识到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个经济机制的发展从产生到成熟，必定有一个对其认识的深化过程，中间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事件。同时证明政府作为市场的“看护人”，如果过于放任自流，监管不到位，放松了对公正、公平和正义原则的监督，就会给市场带来极大的损伤。
（二）我国对股票和股市机制的选择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
股票在我国的出现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国对市场经济尽管还处在理论探讨的阶段，但我们已经在行动上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建设。党和政府在观念上的转变与政策上的松动使得市场形式在经济领域中开始逐渐发展。由于市场本身具有培育活力的功能以及人们思想的解放，国人中被禁锢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得到迸发。这时，类似于股票的契约形式已开始在市场中出现。如人们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开办企业，企业间也开始以入股的形式组成新的企业，人们开始私下里转让“股票”。但这时的“股票”机制还很粗糙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股票与债券混同，入股后可以退股，对国有资产低估，变相地把集体资产量化到个人，股息在成本中列支等等。③虽然这时类似于股票的机制在逐渐形成中，但不能说我国的股票机制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因为如果没有执政者观念的转变和允许市场形式的存在，这种机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能得到发展的。因此，这种机制不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民间发育起来的，而是先有执政者的制度改变，才有这种机制的出现。虽然存在诸多不足，但市场毕竟开始孕育这一新的机制，如果我们任其自由地发展，可以肯定，这一机制也会如在西方国家一样慢慢发展成熟，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经济发展轨道的转轨，这种机制已经开始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模式。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等待其慢慢地发展起来，原因在于：
（1）由于此时信息传播技术和途径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国外成熟股市的研究而获得相关的理论并把它用于我国股市的发展，从而加快发展的速度；
（2）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缓慢地发展经济；
（3）建国后几十年的经济积累，使我们拥有规模宏大的存量国有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渐失去国家的直接资金资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获得发展的资金。市场手段主要是银行贷款。但由于当时的银行是属于国有，贷款额度受国家计划控制，企业贷款困难，因此，需要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4）当时我国是属于供给不足，资本短缺的经济。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增长较快，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在比例上却在逐渐下降。因此，应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把居民收入引入投资的渠道，以增加企业发展所需的资本。
但当时股市发展的环境存在欠缺：
（1）市场发育还处在起步阶段，人们在计划经济中形成的观念不能马上转变过来，对市场经济中的新事物认识粗浅，对股票更是知之甚少；
（2）股市发展需要的法制环境基本没有，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
（3）股市是由信用支撑起来的，而当时人们对信用的认识还处在模糊状态；
（4）当时的股份公司极少并且公司制度不健全。
所有这些因素严重地制约了股市的发育，如果在短期内全凭市场本身来完善股市发育的环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本身是一个被束缚得很紧的市场，它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
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在八十年代末开始对股票机制进行规范。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初期，对证券市场的管理以地方监管为主，主要表现为由各地政府和省级人民银行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发布规定和进行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央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颁布的法律法规也逐渐增多。
事实上我国的证券市场建设到现在用了十多年的时间走了西方国家曾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走过的历程，发展可谓神速，这既得益于西方先进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有赖于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因此，通过政府的努力，我国在市场本身还不具备建立较高层次的股市的情况下，以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形式构建了中国股市的制度框架。尽管市场中存在诱致性因素，但中国股市制度主要是由政府通过拖着市场走的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强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
二、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股票和股市制度是在市场极不健全的情况下，由政府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而建立的。作为制度仿效者，制度的框架由政府搭建，这种框架是否适应市场的需要决定于制度制定者的主观意识与市场发展实际的契合度。现实中，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官僚主义以及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框架在盛装市场时往往显得不饱满和不规整。
（一）工具主义色彩浓厚
制度层面的工具主义意指制度的制定者在创设新的制度时关注的是新制度的现时的有效性，把新制度当着实现社会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关注其任何目的和价值意义。其最大特点是：1. 割裂手段和目的的辨证关系；2. 割裂新制度各个功能的辨证统一关系,专注于其中的一两个功能,本末倒置；3.不去分析新制度所需的其他制度环境以及新制度的真实价值所在。我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是属于落后之列，如果想赶超先进，工具主义将随时伴随着我们。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路径依赖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有现象。不管是先进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均有其特有的路径。作为落后国家，其发展路径在效率上相对与先进国家有差距，根据路径依赖原理，如果其发展出的新制度要想和传统的制度相协调，必然要沿着原来的路径发展，而原来的路径却是低效率的。落后国家要想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路径，其制定的具有高效率功能的新制度必然和原有路径下的旧制度有冲突。而旧的制度体系在社会中已是根深蒂固，要想在短期内大范围地突破它的体系框架显然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导致大的社会动荡，前苏联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落后国家只好有选择地发展新的高效率的制度，即利用新制度的一两个功能，而不全盘吸纳。因此，工具主义将是其不得不采取的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了全面的经济建设，并且进行市场经济的探索。那时我国处在供给不足、资金短缺的经济现状。企业的市场空间很大，但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发行股票是一种不用偿还本金的融资方式，股票持有者是否获得股息还视股份公司的经营效果，在企业看来，这是很好的融资方式；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多，也有投资的需求。这些因素促成了股市的产生与发展。但当时从政府到民间，均把股市当着筹资的方式，而没有注重其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没有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结果把众多不具发行股票的国有企业送到了股市中，实行中国特有的股票种类的划分，即把股票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实行同股不同价的政策。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当市场缺资金时，就利用股市的筹资功能，而不关注股市的配置资源和投资的功能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协调。虽然如此，但从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非常迅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筹集了庞大的资金，也培育了规模较大的股市产业，这说明我们采取的策略是对的。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在初期就把相关制度制定完备，原因在于：（1）上层建筑还不能满足股市健康发展的需要；（2）人才缺乏，研究不够；（3）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痼疾太多太深，制度建设的阻力太大；（4）法制建设和信用制度的培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却不允许在经济发展上停止脚步去等待。由于现实中存在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因此必须找到发展经济的突破口。当时企业缺乏发展的资金，因此借用股市的筹资功能就成为突破经济发展瓶颈的手段。寻找突破口的过程也是采纳工具主义的过程。
工具主义既是缺陷，也是我国股市发展的动力。
（二）“尾大不掉”制约了股市的发展
我国股市在近十几年的快速发展掩盖不了留在后面的未得到梳理的众多难题，这些难题就象一条沉重的尾巴，拖住了股市前进的步伐。这也是实行工具主义的必然结果，因为工具主义看重一时的效率，寻求的是突破口，把难题暂时搁置，在配套制度的建设上没能跟上，最终这些难题会极大地阻碍效率的发挥，近期股市的低迷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这些难题包括：
1. 股权结构不合理。
在我国股市发展的初期，由于市场中的规模以上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因而能够上市发行股票的只有国有企业。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国有资产的流失，人为地把股份划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国有股占控股地位，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并且实行同股不同价，国有股的发行股价远低于社会公众股的发行股价，但各股却在分享股息时具有相同的权利，这完全违背了同股同价和同股同权的原则。由于国有股占控股地位，控制了公司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企业的管理者成了国有股东的代言人。而国家对国企管理者的工作成果的评价标准是规模的大小，而不是赢利能力的高低，这就刺激管理者好大喜功，不断增发股票，敛集资金，导致企业赢利能力低下，流通股价不断下挫，流通股股东利益受损。同时，由于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治理效果差。
2. 股市中行政化趋势严重。
中国具有几千年的专制传统，专制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扎根很深，因此，政府的威严对大众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的，对政府行为的置疑和监督就变得很苍白。在民间，公民缺少自治的理念，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事时，最先想到的是找政府解决，而不去考虑通过民间形式加以解决。殊不知，当我们把权利让度给政府时，经过转化就变成了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权力，权力具有扩张的本性，让度得越多，回报民众的就是更多的约束自由的政府权力，把原有的自由空间变成了僵硬的磐石。因此，在我国的股市中，行业协会没能担起自律的职责，几乎事事都由证监会包办，甚至实行会员制的证券交易所的高管人员都由证监会指定，这些高管人员还被纳入行政编制，属于公务员，而各个会员的权利变得虚无。同时，由于我国股市是强制型制度变迁的结果，制度框架由政府搭建，这些制度既起到规范作用，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因为我国市场不健全，股市对大众来说完全是新事物，很多知识都是从政府的法规中学到的。这样一来，政府在股市中的威信更是无以言说。
行政介入得太多，其结果就是抑制了市场创新。“┈┈对于创新,中国的法律仍然为之套着未经批准则为违法的紧箍咒。对于新事物，一旦出事，便予以简单的封杀。”④其实，法律不禁止的领域就是市场中各交易主体活动的领域，这已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但在现实中，这一原则常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