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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义务机关不同一/戴洪斌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3:17:33  浏览:9140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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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义务机关不同一

戴洪斌


  赔偿请求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财产为公安机关追缴和处理。后经人经人民法院判决无罪。赔偿请求人就此提起国家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因涉及到了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和公安机关追缴财产两种不同司法行为,在确定赔偿义务机关上要作具体分析。
  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被有关司法机关侵害,一般情况下,侵害赔偿请求人人身自由权和财产权为同一机关,也即是侵权主体为同一个机关。这种情况下,赔偿义务机关也应为同一机关。这是绝大多数情况。
但也有不同机关分别实施的行为侵害了赔偿请求人的不同权利,即侵权主体分立、侵权客体不同。本案中,赔偿请求人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有关财产同时被公安机关追缴,就属于这一情况。对这一情况,一般要分别确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人身自由权受侵害,虽然前有公安机关的刑事拘留,但是后来由检察机关作出了批准逮捕决定,根据国家赔偿责任后置原则,对于羁押造成的人身自由权丧失应由后来批准逮捕的检察机关承担赔偿义务,其赔偿义务机关应为检察机关,同时承担刑事拘留和批准逮捕的赔偿。
  赔偿请求人针对被追缴的财产同时提出赔偿申请。财产追缴为公安机关实施,决定由公安机关作出,根据谁侵权谁赔偿的原则,追缴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应为公安机关,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赔偿请求人有权就其被公安机关扣押、追缴的财产请求返还或予以赔偿。财产追缴与检察机关无关,当然不应由检察机关作赔偿。
  在同一个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由于有不同的机关实施了不同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嫌疑人不同权利受损,就应由不同的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来承担对赔偿请求人的赔偿义务,给予赔偿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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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子女姓氏问题的复函

1981年8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1〕民复字2号关于变更子女姓氏纠纷处理问题的来函收悉。
据来文所述,陈森芳(男方)与傅家顺于1979年10月经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婚生子陈昊彬(当年七岁)判归傅家顺抚养,由陈森芳每月负担抚养费十二元。现因傅家顺变更了陈昊彬的姓名而引起纠纷。
我们基本同意你院意见。傅家顺在离婚后,未征得陈森芳同意,单方面决定将陈昊彬的姓名改为傅伟继,这种做法是不当的。现在陈森芳既不同意给陈昊彬更改姓名,应说服傅家顺恢复儿子原来姓名。但婚姻法第十六条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认为子女只能随父姓,不能随母姓的思想是不对的。因此而拒付子女抚养费是违反婚姻法的。如陈森芳坚持拒付抚养费,应按婚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予以强制执行。
对上述纠纷,不要作为新案处理,宜通过说服教育息讼,或以下达通知的方式解决。此复。


从副省长雇凶杀妻拷问“官德”底线

毛立新

近年来,官场如同一座活火山,不时有惊人大案喷发。在反腐风暴下,一个个贪官污吏因经济犯罪而倒下,百姓也已经见怪不怪。倒是另有一种景象,更令人触目惊心,那就是官员参与实施暴力犯罪的越来越多。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一些官员为一己私利,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重金雇凶,夺人性命,手段如同黑社会一般。新近公布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见金羊网6月22日,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5-06/22/content_925839.htm)。
应当说,近年来,官场屡发雇凶杀人案,已不是什么新闻。稍远一点,有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死情妇案,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张震程雇凶杀害举报人夫妇案,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局长李志强雇凶杀死情妇案,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局副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局长案等。稍近一些,去年以来,就有呼和浩特市南地公安分局局长粱冠中杀死情妇案,云南省昌宁县县委书记杨国瞿杀死情妇案等。最新的,也是涉案官员职位最高的,当然就是上面提到的河南省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案。
作为官员,特别是像吕德彬这样级别的高官,居然不惜铤而走险,走到雇凶杀人这一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细究他们的杀人动机,无非是图晋升,如副职杀正职;保官位,如杀害举报人;甩感情,如杀妻子、杀情妇。应该说,多数情况下,既非不共戴天之仇,也非你死我活的矛盾,并不存在除此而外、别无选择的绝境。此等嫌隙,何至于要将对方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们在出重金、雇杀手、害人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天地还有正义,人间还有国法吗?
这些官员,受党和国家教育多年,论文化、论能力,都属相当不错。特别是吕德彬,是文革后第一批中国赴美留学生,又是博士生导师、农业科学家,高级干部加高级知识分子。这种地位与身份,居然与自己的博士生、担任河南省新乡市副市长的尚玉和密谋雇凶杀妻,实在是糊涂发昏达到了极点。何以使然?依我看,是权力作崇。权力使他们扭曲了人性,沦丧了道德,并给了他为非作歹的胆量。试想,如果吕德彬不入官场,依然是个博士生导师或者副校长,何以会有今天雇凶杀妻的疯狂?
从弄虚作假、包养情妇到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进而发展到为逞一己之快,不惜勾结黑恶势力雇凶杀人,让我们看到了“官德”的步步失守,直至跌破底线。古人云“政者,正也”、“为政以德”,今天提倡“以德治国”,都是强调为官者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官员有德,方能善待权力、服务百姓,营造一个公正、正义、理性、负责的社会道德环境。一旦“官德”失守,就会带动社会整体道德水准的下降。所以,大力强调“官德” 建设,在今天可谓恰逢其时。
吕德彬一案,再次给我们以深刻的警醒:重建“官德”已属刻不容缓!没有良好的“官德”,就没有“以德治国”,就谈不上提高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地位,更无从构建一个和谐的法治社会。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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