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业限制约定纠纷/宋晓锋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3:39:09 浏览: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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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业限制约定纠纷
宋晓锋
很多用人单位为了约束劳动者，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条款，但仅约定了劳动者的义务，却未赋予任何权利。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常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条款为由，向劳动者主张违约金。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的这种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
一、案情简介
李某原系某软件公司职工，双方于2006年1月29日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至2008年12月2日。同日双方签订《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约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不得在其他同类或竞争性企业兼职，不得自行成立或参与其他企业与该软件公司的竞争；李某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终止后，不得抢夺该软件公司客户，亦不得以不正当竞争手段引诱软件公司的其他雇员离职。但该协议未约定李某在遵守上述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享受的相关权利。李某于2007年2月1日离职，公司未向其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并以要求李某支付竞业禁止违约金25万元为由向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经审理，驳回了公司的申诉请求。该公司以同样的诉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律师解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用人单位在与李某签订的《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中只约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不得在其他同类或竞争性企业兼职、不得自行成立或参与其他企业与该软件公司的竞争、不得抢夺该公司客户、不得引诱某软件公司的其他雇员离职等义务，而没有约定任何劳动者的守约权利；公司没有在李某离职后支付其竞业禁止补偿金。《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仅约定了劳动者义务，未赋予任何权利，内容显失公平，对李某不具有约束力，公司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
宋晓锋 ，管理学学士、法律硕士、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在长期执业过程中，宋律师专注从事劳动法的研究，擅长劳动用工的管理培训及劳动争议纠纷解决，对企业规章制定、合同起草及审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及诉讼有丰富经验，能在法律框架下寻求最经济的法律方案，妥善解决纠纷。
电话：13121692405；E-mail:on148@126.com；
MSN:songxiaofeng317@hotmail.com
互动博客：http://blog.sina.com.cn/songxiaofeng315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6号MEN财贸中心大厦B座8层804（昆泰大厦南侧）
宋晓锋
很多用人单位为了约束劳动者，与劳动者签订竞业限制条款，但仅约定了劳动者的义务，却未赋予任何权利。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常以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条款为由，向劳动者主张违约金。在司法实践中，用人单位的这种主张是得不到支持的。
一、案情简介
李某原系某软件公司职工，双方于2006年1月29日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至2008年12月2日。同日双方签订《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约定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不得在其他同类或竞争性企业兼职，不得自行成立或参与其他企业与该软件公司的竞争；李某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或者终止后，不得抢夺该软件公司客户，亦不得以不正当竞争手段引诱软件公司的其他雇员离职。但该协议未约定李某在遵守上述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可以享受的相关权利。李某于2007年2月1日离职，公司未向其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并以要求李某支付竞业禁止违约金25万元为由向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经审理，驳回了公司的申诉请求。该公司以同样的诉求向法院提起诉讼。
二、律师解析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本案中，用人单位在与李某签订的《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中只约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李某不得在其他同类或竞争性企业兼职、不得自行成立或参与其他企业与该软件公司的竞争、不得抢夺该公司客户、不得引诱某软件公司的其他雇员离职等义务，而没有约定任何劳动者的守约权利；公司没有在李某离职后支付其竞业禁止补偿金。《保密与同业禁止协议》仅约定了劳动者义务，未赋予任何权利，内容显失公平，对李某不具有约束力，公司的诉求不能得到支持。
宋晓锋 ，管理学学士、法律硕士、北京市丹宁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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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反思《劳动合同法》的两大缺陷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本文是根据王思鲁律师应邀出席面向企业管理者以及从政人员的金牙大状法治论坛时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整理而成
【金玉良言】 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立法应该是董保华教授所说的“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而非以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来弥补执法不严的现实缺陷。
【金玉良言】 《劳动合同法》与中国现实国情的严重脱节，使得企业严格守法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置之不理”，无异于“坐以待毙”。惟有以积极的心态以及正确的方式应对《劳动合同法》生效带来的法律风险，才能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前言
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 2007年6月29日，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其神秘面纱终于在这一天被揭开。
颁布伊始，《劳动合同法》因其“向劳动者一边倒”的立法取向赢得了鲜花与掌声。正如该法的立法宗旨所言：“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似乎预示着劳动者春天的到来，但是，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举措却使《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诉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二、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
深圳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面对劳动合同关于连续工作满十年、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即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华为不得不斥资十亿，以“赎回”本属于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而紧随华为其后，家乐福超市、中原地产、剑南春酒厂等企业均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尽管这些企业事后大多都否认其进行人事调整是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预言，“企业大规模反击《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战争”已经悄然展开。
不过，在国内，像华为此类有力“反击”的企业毕竟尚属少数。据有关报道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已经触发了多米诺效应，在珠三角，上千家鞋厂业已倒闭，万余港企也即将面临关闭的尴尬局面。”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言：“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就此看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则不啻为立法的一次“败笔”。其实，早在当时的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大会上，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的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曾扬言：“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既然如此，看似“深得民心”实则“众叛亲离”的《劳动合同法》又如何得以面世呢？
其实，在《劳动合同法》即将颁布之际，恰逢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对于弱势群体的恻隐之心以及由来已久的仇富心理，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一个聚合点。因此，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宣泄的一个极佳缺口。
我们的立法者为了“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因此便出台了这么一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合同法》。或许立法者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良苦用心”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则注定了《劳动合同法》的“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
缺陷一：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的失衡
事件回溯
2004年11月14日，在全国第六届高级人才洽谈会上，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志刚，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郑州航院）的招聘人员谎称自己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将于2005年7月毕业，并提交了其编造的个人简历。该学院信以为真，为能让刘志刚毕业后到学院工作，郑州航院决定让其毕业前即可上班。
2004年12月份，刘志刚到郑州航院上班，学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给刘志刚4万元安家费，三个月工资6000元，并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刘志刚上班后，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断和学院提出需要配置电脑、打印机和科研启动资金等要求。郑州航院经向北京大学查询，发现刘志刚并未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2005年2月2日，被告人刘志刚再次向该学院要求上述待遇时，被该学院保卫处抓获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追回40630元及分配给刘志刚的住房一套，已发还被骗单位。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认定刘志刚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损失5370元。
一审宣判后，刘志刚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作出裁定，驳回了一审被告人刘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参见“虚报文凭构成诈骗罪 ‘北大博士’刘志刚终审诉”
http://news.tom.com/1002/200507192315617.html）
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他们（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由此看来，中国人“诚信缺失”似乎“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置身于“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习惯了“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尽管有“重建诚信”诸如此类口号的渲染，但是，无法否认，诚信，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确实，当今中国正在面临这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血汗工厂、黑煤矿、黑砖窑等被媒体相继曝光，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似乎已经逾越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对于奸商的“泯灭人性”，社会情绪愤慨至极点，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立法者便被社会情感所主宰而致“一叶障目”。
纵观《劳动合同法》，我们不难发现，条文背后似乎隐含着这么一种假设：所有的劳动者均是“勤劳”、“善良”的，而所有的企业则均是“无良”、“黑心”的。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使得立法者错误地将劳资冲突作为立法的现实蓝本，在放大不法企业“唯利是图”一面的同时，却对诸如刘志刚此类劳动者的“卑劣行经”视而不见。长期浸淫于“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一自我优越感之中。立法者们完全无视人类天性中怠惰的一面，反而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助长了劳动者“不劳而获”的品性。立法者对于人性的怀疑似乎仅仅及于企业家们，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应将每一个人均视为无赖这一立法准则。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倾斜保护”作为劳动立法的导向无可厚非。但是，若错误放大“劳资冲突”的实际影响，对现实国情置之不理，则必然会陷入这样的立法逻辑的泥潭：
劳动者与企业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极端对立状态，为了消弭“实然”状态下企业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则必须在“应然”的规范条文上，在全面保障、扩大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同时，又强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严格限制企业解雇的权利。但是，如此一来则是“矫枉过正”。一方面，劳动者存在于条文之上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切实的保障尚属疑问，而反观企业一方，其早已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空间受到“致命”压缩呈现出“反弹”态势。
如此一部《劳动合同法》，仅仅是以规范状态下劳动者“压制”企业呈现的权利格局失衡，取代原先现实状态下企业“凌驾”劳动者导致的力量对比差距。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度语境当中，法律并非平衡社会利益的利器，而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专政的工具。如此看来，劳动合同法非但不能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使其转化成为“伙伴关系”，而且，该法的出台，极有可能使得劳资冲突愈演愈烈。
缺陷二：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无视执法不严的“硬伤”
事件回溯
2003年10月27日，新华社播发《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一稿，对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途中，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追讨工钱一事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云阳县已经勒令建筑商兑付了近10名农民工被拖欠的3.64万元工钱。
据云阳县委书记王显刚介绍，在温家宝总理询问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被拖欠工钱的情况后，当晚7时30分，云阳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查明拖欠工钱的是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当即责成这家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2240元工钱连夜送到村民熊德明家中。
云阳利升建筑公司于2001年8月经公开招标承建了云阳新县城广场阶梯第二标段工程，标的额70多万元。2002年底，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云阳县新城管委会为其结算了工程款，但利升建筑公司却拖欠近10名农民工3.64万元工钱。截至29日，这家公司已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全部兑付。
重庆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也从29日起，开始为期100天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专项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企业、其他工业企业和餐饮、商场、宾馆等服务行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和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参见“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后续：云阳全面清理拖欠工钱行为”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3-10/30/content_1123436.htm）
麦迪逊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一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这个世界没有神，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但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长期缺失，深受“官本位”思想“毒害”的国度，“由人民控制政府”似乎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既然“由人民控制政府”没有现实土壤，那么，辅助防御（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成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方式。
没有节制的权力是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失衡的同时，也衍生出这么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在《劳动合同法》关于“法律责任”的16条条款中，共有13条半是针对用人单位的，如此“安排”，除直观上感受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导向”之外，由于权利格局失衡导致的权力膨胀则鲜为人所关注。
在《劳动合同法》的体制框架下，企业的违法成本大大加重，此种制度安排，除劳动者“受益”之外，更为劳动主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寻租”空间。监督部门增加，监察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大，《劳动合同法》基本赋予了劳动主管部门以行政手段干涉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力。由行政权力主导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配置，这无异于回归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权力填充契约自由的空间，剥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利，凡此种种，均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格格不入。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劳动合同法》，劳动主管部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劳动主管部门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其所受到的制约并没有相应增加。纵观整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主管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仅有一条规定，而在现实当中，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显然不足以对劳动主管部门滥用权力起到有意义的限制与约束。
其实，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多种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但是，此类不法行为仍普遍存在，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法不严。为熊德民一家讨薪竟需总理亲自出马，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可见一斑。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关键在于劳动主管部门是否能严格执法，而不在于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更多“观赏性”权利。强化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往往容易出现寄生于管制的部门利益，而对于劳动主管部门来讲，既然有了这“一亩三分地”，对部门利益的追逐显然比对公共利益的忠诚更为实际。如此一来，提高执法效率又从何谈起呢？相反，若能强化对劳动主管部门的监督，“迫使”其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严格执法，而由此产生的对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积极效应，又岂是徒添了若干镜花水月般权利的立法举措所能望其项背？
三、结语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劳动者搭建了一座“极具观赏性”的“空中楼阁”。在这个“虚幻”的应然规范世界中，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非但未能消弭劳资双方的矛盾，根除执法不力的顽疾，反倒促成了劳资双方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劳动主管部门权力膨胀的恶性循环。而更令人心寒的是，某些仗义执言的学者，却被贴上所谓“资方代表”的标签。所幸，本人仅仅是一名律师，所言种种，既非代表劳方，亦非代表资方。作为一名律师，我所能代表的仅仅是我的当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1990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6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0年11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中计划外生育费修改为社会抚养费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居住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公民和户籍在本自治区而居住在自治区外的公民，以及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以及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人口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计划、人事、监察、公安、工商、农牧、林业、编制、民族事务、国土资源、药品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综合管理的原则，做好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其他国家机关应当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和保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及上一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足额到位，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专项资金，每年从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奖励自愿少生的农村计划生育户，逐步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及山区农村计划生育纯女户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救助所需的资金。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责任制，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接受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指导。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工作范围，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公开、民主评议和监督制度，依法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人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其报酬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解决。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机构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纳入现居住地的日常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三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男二十五周岁以上、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少数民族男二十三周岁以上、女二十一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四条 城镇居民或者一方为城镇居民，另一方为农民的，只能生育一个子女。但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二）患有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或者可以避免的遗传性残疾儿，适宜再生育的；
（四）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为归国华侨或者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来自治区定居的；
（六）男方连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的。
第十五条 提倡农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最多生两个。
农民已有两个子女，但都患有非遗传性残疾，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申请再生一个。
固原市原州区，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盐池县、同心县（以下统称山区八县）的少数民族农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最多生三个。
自治区内移民搬迁户执行迁入地生育的规定。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的，一方已有一个子女，但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二）三十周岁以上的未婚者与已有两个子女的丧偶者结婚的；
（三）再婚前双方都生育一个子女，其中一方子女已死亡的；
（四）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再婚前双方各有一个子女或者一方有两个子女、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第十七条 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从转为非农业户口之日起，执行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农垦系统职工执行城镇居民生育规定。
第十八条 依法确立婚姻关系并系初婚或者曾婚无子女的夫妻，可以自行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并持经常居住地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领取《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由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准予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不得少于四年；但有本条例第十四条（二）项的情况除外。
具备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条件的，夫妻双方应当向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将子女送养的，不得享受本条例有关可以生育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子女的生育规定。
遗弃子女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不得批准再生育。
第四章 计划生育综合服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保障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综合服务网络，并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持《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免费享受避孕节育以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治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农村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开支标准和列支方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城市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没有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当地财政负担。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应当做好节育技术服务及优生、遗传的咨询服务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孕妇孕产期保健。婚前男女双方应当进行健康检查，育龄夫妻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二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检查诊断，夫妻双方或者一方确实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必须终止妊娠，并施行绝育手术。
第二十六条 育龄夫妻应当落实节育措施。按照本条例规定已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动员一方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终止妊娠。
第二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符合国务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的施行手术的条件。
个体医疗诊所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或者非法摘取节育器、皮埋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二十八条 施行绝育手术的夫妻，因丧子女而无子女要求生育的，经双方申请，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在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复通手术后，可以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九条 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的鉴定，确属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的，应当给予及时治疗，医疗费用由原实施节育手术的单位承担。治疗期间，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照发，其他人员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因施行节育手术造成医疗事故的，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可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二）按照本条例规定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只存活一个，不再生育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不再生育的。
第三十一条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父母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
独生子女或者父母享受以下优待、奖励：
（一）自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每月奖励独生子女保健费十二元，发到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增加产假四十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工资、奖金照发。夫妻不在一地的，除探亲假外，另外给予男方护理假三十天，享受探亲假待遇；
（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方，在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单位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计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
（四）贫困地区发放中小学人民助学金时，对农民独生子女的发放金额应当高于其他学生的百分之三十；
（五）农村独生子女参加高中招生（含职业高中）考试的，给予加分的照顾。农村独生子女参加大、中专招生考试，报自治区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六）安排劳务输出时，应当优先安排独生子女或者其父母；
（七）免去农村居民夫妻双方两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农村计划生育户以下优待：
（一）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夫妻按政策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而自愿少生一个子女的，在自愿实行永久性节育措施后，给予一次性奖励，其奖励措施逐步在山区八县汉族农民夫妻中推行；
（二）审批宅基地、调整土地时，对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给予优先照顾；
（三）发放救济金，独生子女按两个人份计算，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再增加一个人份；
（四）为计划生育贫困户优先安排扶贫项目，优先提供扶贫资金、扶贫物资，优先安排其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优先提供致富技术；
（五）灾区救济，对计划生育户优先发放救灾款。对独生子女户和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办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集体补助标准应当逐步提高；
（六）农牧、林业、水利、科技、供销等部门应当对计划生育户优先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优先提供致富信息和优良品种。
前款（一）项规定的具体奖励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川区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执行。
第三十三条 独生子女保健费按照下列规定列支或者开支：
（一）企业单位从管理费中开支；
（二）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三）城镇无业居民、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当地财政支付，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发放；
（四）破产企业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破产企业清算资金中按所欠职工社会保险费予以清偿，一次性划支至独生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第三十四条 独生子女父母双方都是职工的，其独生子女保健费由父母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一方为职工，另一方为城镇无业居民或者农民的，保健费由职工一方所在单位负担。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增加产假十四天，晚婚、晚育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农民夫妻晚婚、晚育的免去当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做绝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由有关单位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所需经费按照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负担方式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再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除执行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对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和优待办法。
第三十九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区）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二）农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乡（镇）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非婚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四）不够间隔期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五）未达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违法收养子女的，分别按前款（一）、（二）、（三）项的规定处理。
个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以其超过部分为基数，还应当再征收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应当自接到征收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四十二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子女的，除按第四十条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其他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二）属农业人口的，不得享受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优待，已经享受奖励资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追回；
（三）怀孕期、分娩期一切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扣发工资，不享受任何福利；
（四）限期落实节育措施。
第四十四条 夫妻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子女的，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后，应当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追回已领取的奖励和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第四十六条 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经说服教育拒不及时落实补救措施的；
（二）隐瞒、谎报本人生育情况的；
（三）容留、包庇他人违反生育规定怀孕或者生育的。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殴打、伤害、侮辱、诽谤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二）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残害婴幼儿的；
（三）其他妨碍、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雇用无计划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员或者不履行管理责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成年育龄流动人口不按照规定办理或者交验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或者交验，逾期仍不补办或者交验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或者部门不履行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未按规定发放《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的；
（五）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征收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牙大状广州律师网（www.jylawyer.com ）
首席律师 王思鲁
本文是根据王思鲁律师应邀出席面向企业管理者以及从政人员的金牙大状法治论坛时所作的系列演讲之一整理而成
【金玉良言】 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真正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立法应该是董保华教授所说的“低标准、广覆盖、严执法”，而非以仅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权利保障来弥补执法不严的现实缺陷。
【金玉良言】 《劳动合同法》与中国现实国情的严重脱节，使得企业严格守法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企业对《劳动合同法》“置之不理”，无异于“坐以待毙”。惟有以积极的心态以及正确的方式应对《劳动合同法》生效带来的法律风险，才能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一、前言
145票赞成，0票反对，1人未按表决器， 2007年6月29日，历经四次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其神秘面纱终于在这一天被揭开。
颁布伊始，《劳动合同法》因其“向劳动者一边倒”的立法取向赢得了鲜花与掌声。正如该法的立法宗旨所言：“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似乎预示着劳动者春天的到来，但是，用人单位的一系列举措却使《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的诉求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
二、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
深圳华为打响了“企业反击《劳动合同法》的第一枪”，面对劳动合同关于连续工作满十年、连续两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即必须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华为不得不斥资十亿，以“赎回”本属于自己的用工自主权。而紧随华为其后，家乐福超市、中原地产、剑南春酒厂等企业均赶在《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尽管这些企业事后大多都否认其进行人事调整是为规避《劳动合同法》，但是，正如某些学者所预言，“企业大规模反击《劳动合同法》的法律战争”已经悄然展开。
不过，在国内，像华为此类有力“反击”的企业毕竟尚属少数。据有关报道指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已经触发了多米诺效应，在珠三角，上千家鞋厂业已倒闭，万余港企也即将面临关闭的尴尬局面。”
史学家黄仁宇先生曾言：“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就此看来，《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则不啻为立法的一次“败笔”。其实，早在当时的上海《劳动合同法（草案）》研讨大会上，代表54家企业，拥有26万职工的上海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曾扬言：“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既然如此，看似“深得民心”实则“众叛亲离”的《劳动合同法》又如何得以面世呢？
其实，在《劳动合同法》即将颁布之际，恰逢山西“黑砖窑”事件被曝光。对于弱势群体的恻隐之心以及由来已久的仇富心理，在这个事件中找到了一个聚合点。因此，由于贫富悬殊导致的不满情绪急剧升温，而《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宣泄的一个极佳缺口。
我们的立法者为了“平息民愤，安抚民心”，因此便出台了这么一部严重脱离中国现实国情的《劳动合同法》。或许立法者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良苦用心”在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时，则注定了《劳动合同法》的“原罪”。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权力魔爪的延伸极有可能使得《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蜕变成为“祸国殃民”之举，以致出现董保华教授所预言的“企业、劳动者、政府三输的局面”。
缺陷一：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的失衡
事件回溯
2004年11月14日，在全国第六届高级人才洽谈会上，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刘志刚，向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以下简称郑州航院）的招聘人员谎称自己是北京大学在读博士生，将于2005年7月毕业，并提交了其编造的个人简历。该学院信以为真，为能让刘志刚毕业后到学院工作，郑州航院决定让其毕业前即可上班。
2004年12月份，刘志刚到郑州航院上班，学院按博士生待遇支付给刘志刚4万元安家费，三个月工资6000元，并分配120平方米住房一套。刘志刚上班后，多次以自己是北大博士为由，要求提高待遇，不断和学院提出需要配置电脑、打印机和科研启动资金等要求。郑州航院经向北京大学查询，发现刘志刚并未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
2005年2月2日，被告人刘志刚再次向该学院要求上述待遇时，被该学院保卫处抓获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追回40630元及分配给刘志刚的住房一套，已发还被骗单位。
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认定刘志刚构成诈骗罪，且诈骗数额巨大，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经济损失5370元。
一审宣判后，刘志刚不服判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作出裁定，驳回了一审被告人刘志刚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参见“虚报文凭构成诈骗罪 ‘北大博士’刘志刚终审诉”
http://news.tom.com/1002/200507192315617.html）
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在中国）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对此，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他们（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
由此看来，中国人“诚信缺失”似乎“由来已久”，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中国，置身于“道德滑坡”的时代语境，习惯了“效率优先”的政策导向。尽管有“重建诚信”诸如此类口号的渲染，但是，无法否认，诚信，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确实，当今中国正在面临这一场空前的“道德危机”。血汗工厂、黑煤矿、黑砖窑等被媒体相继曝光，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迷失似乎已经逾越了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对于奸商的“泯灭人性”，社会情绪愤慨至极点，也正因如此，我们的立法者便被社会情感所主宰而致“一叶障目”。
纵观《劳动合同法》，我们不难发现，条文背后似乎隐含着这么一种假设：所有的劳动者均是“勤劳”、“善良”的，而所有的企业则均是“无良”、“黑心”的。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使得立法者错误地将劳资冲突作为立法的现实蓝本，在放大不法企业“唯利是图”一面的同时，却对诸如刘志刚此类劳动者的“卑劣行经”视而不见。长期浸淫于“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这一自我优越感之中。立法者们完全无视人类天性中怠惰的一面，反而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助长了劳动者“不劳而获”的品性。立法者对于人性的怀疑似乎仅仅及于企业家们，他们完全忽略了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应将每一个人均视为无赖这一立法准则。
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倾斜保护”作为劳动立法的导向无可厚非。但是，若错误放大“劳资冲突”的实际影响，对现实国情置之不理，则必然会陷入这样的立法逻辑的泥潭：
劳动者与企业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极端对立状态，为了消弭“实然”状态下企业对劳动者的优势地位，则必须在“应然”的规范条文上，在全面保障、扩大劳动者“择业自由”的同时，又强行推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严格限制企业解雇的权利。但是，如此一来则是“矫枉过正”。一方面，劳动者存在于条文之上的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全面切实的保障尚属疑问，而反观企业一方，其早已因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空间受到“致命”压缩呈现出“反弹”态势。
如此一部《劳动合同法》，仅仅是以规范状态下劳动者“压制”企业呈现的权利格局失衡，取代原先现实状态下企业“凌驾”劳动者导致的力量对比差距。在《劳动合同法》的制度语境当中，法律并非平衡社会利益的利器，而是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专政的工具。如此看来，劳动合同法非但不能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使其转化成为“伙伴关系”，而且，该法的出台，极有可能使得劳资冲突愈演愈烈。
缺陷二：加强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无视执法不严的“硬伤”
事件回溯
2003年10月27日，新华社播发《总理为农民追工钱》一稿，对温家宝总理在三峡库区考察途中，为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追讨工钱一事进行了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云阳县已经勒令建筑商兑付了近10名农民工被拖欠的3.64万元工钱。
据云阳县委书记王显刚介绍，在温家宝总理询问人和镇龙泉村10组村民被拖欠工钱的情况后，当晚7时30分，云阳县委召开紧急会议，查明拖欠工钱的是云阳利升建筑公司，当即责成这家公司负责人将拖欠的2240元工钱连夜送到村民熊德明家中。
云阳利升建筑公司于2001年8月经公开招标承建了云阳新县城广场阶梯第二标段工程，标的额70多万元。2002年底，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云阳县新城管委会为其结算了工程款，但利升建筑公司却拖欠近10名农民工3.64万元工钱。截至29日，这家公司已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全部兑付。
重庆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也从29日起，开始为期100天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专项执法大检查，重点检查使用农民工较集中的建筑施工企业、其他工业企业和餐饮、商场、宾馆等服务行业。检查内容包括用人单位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和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情况等。
（参见“总理为农民追工钱后续：云阳全面清理拖欠工钱行为”
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s/2003-10/30/content_1123436.htm）
麦迪逊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够以神来统治人，那么无论外部或内部的政府制约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个一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必须迫使政府控制自己。对政府的首要控制乃是依赖人民，但经验早已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
这个世界没有神，因此我们需要政府。但是，在我们这个民主长期缺失，深受“官本位”思想“毒害”的国度，“由人民控制政府”似乎还只是一个美丽的愿望。既然“由人民控制政府”没有现实土壤，那么，辅助防御（以权力制约权力）便成为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唯一方式。
没有节制的权力是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导致企业与劳动者之间权利格局失衡的同时，也衍生出这么一头“有生命的怪物”。在《劳动合同法》关于“法律责任”的16条条款中，共有13条半是针对用人单位的，如此“安排”，除直观上感受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导向”之外，由于权利格局失衡导致的权力膨胀则鲜为人所关注。
在《劳动合同法》的体制框架下，企业的违法成本大大加重，此种制度安排，除劳动者“受益”之外，更为劳动主管部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寻租”空间。监督部门增加，监察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大，《劳动合同法》基本赋予了劳动主管部门以行政手段干涉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力。由行政权力主导企业进行人力资源配置，这无异于回归计划经济时代。以行政权力填充契约自由的空间，剥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权利，凡此种种，均与发展市场经济的政策导向格格不入。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劳动合同法》，劳动主管部门没有理由拒绝，因为劳动主管部门在被赋予权力的同时，其所受到的制约并没有相应增加。纵观整部《劳动合同法》，对劳动主管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仅有一条规定，而在现实当中，这仅有的一条规定显然不足以对劳动主管部门滥用权力起到有意义的限制与约束。
其实，早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已经对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多种行为进行了明令禁止，但是，此类不法行为仍普遍存在，当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执法不严。为熊德民一家讨薪竟需总理亲自出马，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可见一斑。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关键在于劳动主管部门是否能严格执法，而不在于是否通过立法赋予劳动者更多“观赏性”权利。强化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往往容易出现寄生于管制的部门利益，而对于劳动主管部门来讲，既然有了这“一亩三分地”，对部门利益的追逐显然比对公共利益的忠诚更为实际。如此一来，提高执法效率又从何谈起呢？相反，若能强化对劳动主管部门的监督，“迫使”其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严格执法，而由此产生的对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积极效应，又岂是徒添了若干镜花水月般权利的立法举措所能望其项背？
三、结语
《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劳动者搭建了一座“极具观赏性”的“空中楼阁”。在这个“虚幻”的应然规范世界中，劳动者得到的仅仅是心理上的慰藉。《劳动合同法》的出台非但未能消弭劳资双方的矛盾，根除执法不力的顽疾，反倒促成了劳资双方权利格局的失衡以及劳动主管部门权力膨胀的恶性循环。而更令人心寒的是，某些仗义执言的学者，却被贴上所谓“资方代表”的标签。所幸，本人仅仅是一名律师，所言种种，既非代表劳方，亦非代表资方。作为一名律师，我所能代表的仅仅是我的当事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1990年12月2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9年6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0年11月1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将〈宁夏回族自治区计划生育条例〉中计划外生育费修改为社会抚养费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2002年11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居住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公民和户籍在本自治区而居住在自治区外的公民，以及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应当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工作应当坚持宣传教育为主、避孕节育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与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结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负责组织本条例的实施。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责任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计划生育工作以及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的人口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计划、人事、监察、公安、工商、农牧、林业、编制、民族事务、国土资源、药品监督、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按照综合管理的原则，做好有关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民政、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其他国家机关应当各负其责，相互配合，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计划生育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应当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第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公民实行计划生育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章 管理和保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全国人口发展规划及上一级人民政府人口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编制本行政区域的人口发展规划，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人口发展规划，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作为考核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严格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足额到位，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逐年增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克扣、挪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经费。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专项资金，每年从新增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用于奖励自愿少生的农村计划生育户，逐步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及山区农村计划生育纯女户养老保险、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救助所需的资金。
第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责任制，配备专（兼）职人员负责本单位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并接受当地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指导。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工作范围，实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情况公开、民主评议和监督制度，依法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确定人员，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其报酬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予以解决。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机构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纳入现居住地的日常管理。
第三章 生育调节
第十三条 鼓励公民晚婚、晚育，少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男二十五周岁以上、女二十三周岁以上（少数民族男二十三周岁以上、女二十一周岁以上）结婚的为晚婚。
已婚妇女二十四周岁以后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
第十四条 城镇居民或者一方为城镇居民，另一方为农民的，只能生育一个子女。但夫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二）患有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三）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第一个子女为非遗传性或者可以避免的遗传性残疾儿，适宜再生育的；
（四）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
（五）夫妻一方为归国华侨或者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来自治区定居的；
（六）男方连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五年以上，并继续从事井下采掘作业的。
第十五条 提倡农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最多生两个。
农民已有两个子女，但都患有非遗传性残疾，经设区的市以上病残儿童医学鉴定组织的鉴定，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可以申请再生一个。
固原市原州区，海原县、西吉县、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盐池县、同心县（以下统称山区八县）的少数民族农民，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子女，最多生三个。
自治区内移民搬迁户执行迁入地生育的规定。
第十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
（一）再婚的，一方已有一个子女，但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二）三十周岁以上的未婚者与已有两个子女的丧偶者结婚的；
（三）再婚前双方都生育一个子女，其中一方子女已死亡的；
（四）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再婚前双方各有一个子女或者一方有两个子女、另一方为未生育的。
第十七条 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从转为非农业户口之日起，执行城镇居民的生育规定。
农垦系统职工执行城镇居民生育规定。
第十八条 依法确立婚姻关系并系初婚或者曾婚无子女的夫妻，可以自行安排生育第一个子女，并持经常居住地村民委员会或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育状况证明，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领取《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
《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由自治区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印制。
第十九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准予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的，生育间隔期不得少于四年；但有本条例第十四条（二）项的情况除外。
具备生育第二个、第三个子女条件的，夫妻双方应当向所在单位或者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经女方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查，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十条 将子女送养的，不得享受本条例有关可以生育第二个或者第三个子女的生育规定。
遗弃子女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不得批准再生育。
第四章 计划生育综合服务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创造条件，保障公民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综合服务网络，并纳入社区服务体系。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医疗、保健机构，应当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第二十三条 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持《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免费享受避孕节育以及技术常规规定的各项医学检查、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的诊治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农村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开支标准和列支方式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
城市育龄夫妻免费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没有参加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由所在单位或者当地财政负担。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四条 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应当做好节育技术服务及优生、遗传的咨询服务工作，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孕妇孕产期保健。婚前男女双方应当进行健康检查，育龄夫妻应当接受优生指导。
第二十五条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检查诊断，夫妻双方或者一方确实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生育疾病的，禁止生育；已怀孕的必须终止妊娠，并施行绝育手术。
第二十六条 育龄夫妻应当落实节育措施。按照本条例规定已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的夫妻，应当动员一方采取永久性节育措施。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终止妊娠。
第二十七条 施行节育手术的计划生育服务站、所和医疗卫生机构必须符合国务院《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规定的施行手术的条件。
个体医疗诊所不得从事计划生育手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他人做假节育手术或者非法摘取节育器、皮埋剂。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第二十八条 施行绝育手术的夫妻，因丧子女而无子女要求生育的，经双方申请，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报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后，可以在指定的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输卵（精）管复通手术。复通手术后，可以生育一个子女。
第二十九条 经设区的市以上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的鉴定，确属因节育手术引起的并发症的，应当给予及时治疗，医疗费用由原实施节育手术的单位承担。治疗期间，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照发，其他人员生活确有困难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经济补助。
因施行节育手术造成医疗事故的，按照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
第五章 优待和奖励
第三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可以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一）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或者依法收养一个子女的；
（二）按照本条例规定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子女，只存活一个，不再生育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不再生育的。
第三十一条 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父母申请，经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核实，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颁发。
独生子女或者父母享受以下优待、奖励：
（一）自发给《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月起，每月奖励独生子女保健费十二元，发到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二）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可以增加产假四十天，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天，工资、奖金照发。夫妻不在一地的，除探亲假外，另外给予男方护理假三十天，享受探亲假待遇；
（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女方，在产假期满后抚育婴儿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单位给予六个月的哺乳假，工资按本人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计发，不影响晋级、调整工资；
（四）贫困地区发放中小学人民助学金时，对农民独生子女的发放金额应当高于其他学生的百分之三十；
（五）农村独生子女参加高中招生（含职业高中）考试的，给予加分的照顾。农村独生子女参加大、中专招生考试，报自治区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六）安排劳务输出时，应当优先安排独生子女或者其父母；
（七）免去农村居民夫妻双方两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应当给予农村计划生育户以下优待：
（一）山区八县少数民族农民夫妻按政策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而自愿少生一个子女的，在自愿实行永久性节育措施后，给予一次性奖励，其奖励措施逐步在山区八县汉族农民夫妻中推行；
（二）审批宅基地、调整土地时，对独生子女户、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给予优先照顾；
（三）发放救济金，独生子女按两个人份计算，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再增加一个人份；
（四）为计划生育贫困户优先安排扶贫项目，优先提供扶贫资金、扶贫物资，优先安排其从事第二、三产业工作，优先提供致富技术；
（五）灾区救济，对计划生育户优先发放救灾款。对独生子女户和计划生育纯女绝育户办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国家、集体补助标准应当逐步提高；
（六）农牧、林业、水利、科技、供销等部门应当对计划生育户优先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优先提供致富信息和优良品种。
前款（一）项规定的具体奖励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川区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参照执行。
第三十三条 独生子女保健费按照下列规定列支或者开支：
（一）企业单位从管理费中开支；
（二）行政、事业单位在职工福利费中列支；
（三）城镇无业居民、失业人员、个体经营者、农业户口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由当地财政支付，由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发放；
（四）破产企业职工的独生子女保健费，从破产企业清算资金中按所欠职工社会保险费予以清偿，一次性划支至独生子女年满十四周岁止。
第三十四条 独生子女父母双方都是职工的，其独生子女保健费由父母所在单位各负担百分之五十；一方为职工，另一方为城镇无业居民或者农民的，保健费由职工一方所在单位负担。
第三十五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晚婚的，增加婚假十五天，晚育的增加产假十四天，晚婚、晚育假期内工资、奖金照发。农民夫妻晚婚、晚育的免去当年的无报酬农村用工。
第三十六条 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做绝育手术的，凭施术单位证明由有关单位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费，所需经费按照独生子女保健费的负担方式处理，并按照有关规定享受休假，工资、奖金照发。
第三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一个子女，但自愿终身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除享受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再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除执行本条例规定的优待外，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对农村计划生育户的奖励和优待办法。
第三十九条 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 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应当按下列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一）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县（区）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二）农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按当地乡（镇）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额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超生二个以上子女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养费为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非婚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征收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非婚生育第二个以上子女的，按本条（一）项或者（二）项规定的计算基数，按超生子女数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四）不够间隔期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五）未达到法定婚龄生育的，一次性征收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违法收养子女的，分别按前款（一）、（二）、（三）项的规定处理。
个人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以其超过部分为基数，还应当再征收二倍以上四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第四十一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征收决定；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也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作出书面征收决定。
当事人一次性缴纳社会抚养费确有困难的，应当自接到征收决定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作出征收决定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提出分期缴纳的书面申请。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接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准予或者不准予分期缴纳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当向当事人出具由自治区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第四十二条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依照国务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超生子女的，除按第四十条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外，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国家工作人员的，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其他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组织给予纪律处分；
（二）属农业人口的，不得享受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有关优待，已经享受奖励资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予以追回；
（三）怀孕期、分娩期一切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自理，产后休息扣发工资，不享受任何福利；
（四）限期落实节育措施。
第四十四条 夫妻符合本条例规定可以再生育子女的，在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要求生育的，经批准后，应当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追回已领取的奖励和独生子女保健费。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
（二）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
（三）实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的。
第四十六条 伪造、变造、买卖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取消其计划生育证明；出具证明的单位有过错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落实安全可靠的避孕措施导致违反生育规定怀孕，经说服教育拒不及时落实补救措施的；
（二）隐瞒、谎报本人生育情况的；
（三）容留、包庇他人违反生育规定怀孕或者生育的。
第四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权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阻碍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殴打、伤害、侮辱、诽谤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或者毁坏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财物的；
（二）歧视、虐待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妻和生女婴的妇女；残害婴幼儿的；
（三）其他妨碍、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行为。
第四十九条 用人单位和个人雇用无计划生育证明的流动人员或者不履行管理责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成年育龄流动人口不按照规定办理或者交验计划生育证明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补办或者交验，逾期仍不补办或者交验的，由其现居住地的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单位或者部门不履行协助计划生育管理义务的，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一）侵犯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
（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三）索取、收受贿赂的；
（四）未按规定发放《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等计划生育证明的；
（五）截留、克扣、挪用、贪污计划生育工作经费或者社会抚养费的；
（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或者拒报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数据的。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对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征收或者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三条 本条例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