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民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研究/孙瑞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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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履行不能

2000年11月24日 14:08 王利明

王利明 男，１９６０年２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１９７８年２月考入湖北财经学院法律系，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于该校毕业；１９８２年２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民法硕士学位，１９８４年１２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攻读在职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副主任。主要著作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与梁慧星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与郭明瑞等合著）、《法律调整新论》（与赵秉志等合著）、《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与李时荣合著）、《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国家所有权研究》、《民法·侵权行为法》（与郭明瑞等合著）。

履行不能（Unmog Lichen）的概念，在德国合同法和受德国法影响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合同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诚如台湾学者王泽鉴指出：“给付不能是契约法上核心问题之一。”［（１）］然而，这一概念是否应为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借鉴，值得探讨。

履行不能通常可分为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自始不能属于债务成立的问题，嗣后不能属于债务履行的问题。［（２）］这两个问题是合同法中的两大基本问题，有鉴于此，在本文中，我们将不揣浅陋分别论述自始不能、嗣后不能的形态及区分问题，从而就履行不能概念的可借鉴价值作出粗浅的探讨。

一、自始履行不能与合同无效

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最早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学家赛塞斯（celsus）曾提出过“给付不能的债务无效（impossibiliumnulla obligationest）”的论断，但根据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一些论述，履行不能在罗马法中适用的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适用的案件是误以为自由人为奴隶的给付、不具有交易性物品（如宗教上的圣物）的给付等，对于这些情况也并非一概宣布契约无效，相反却有许多例外的限制，例如，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则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罗马法的观点对德国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德国学者麦蒙森（Mommsen）于１８５３年在其有关著述中强调若合同在订立时就已形成履行不能，则该合同应被宣告无效。该观点被《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完全采纳。依据该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契约，无效。”德国学者拉伦茨对此解释为：“此项规定系基于事实需要而作出的价值判断，盖在给付客观不能之情形，契约自始即失其目的，失其意义，失其客体，故使之不发生任何效力。”［（３）］这样一来，“罗马法上‘impossibilumnulla obligationest’原则，本仅适用于少数特定客观之案例，德国民法将此原则加以概括化”，从而扩大了契约无效的范围。［（４）］

《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深刻地影响了一些大陆法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如《瑞士债务法》第２０条完全采纳了这一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２４６条仿效德国法规定：“以不能之给付为契约标的者，其契约无效。”第２４７条第１项补充规定：当事人于订约时，明知给付不能或可得而知契约系以不能之给付为标的者，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为解释这一原则，台湾学者洪逊欣指出：“法律行为，如欲发生效果，须其标的可能实现。即以不能实现之可能，则纵令以国家法，对当事人之私法自治与以助力，亦无从促其达成目的之故。”［（５）］

合同因自始不能而无效，从表面上看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因为既然从订约时合同已不能履行，则继续维持合同的效力显然无必要，因此应宣告合同无效。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项规定，并非基于逻辑之必然性，盖于此情形，法律仍可承认契约有效，而令债务人负不能履行之赔偿责任。”［（６）］《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该规定未考虑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一概将自始不能的情况宣告无效，将使无效的范围过于广泛，其结果可能会使无过错的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无效的不利后果。因为无过错的当事人并不知道对方自始不能履行，他在合同订立后，可能因期待合同有效而为合同的履行支付了一定的代价，而合同无效不仅使其会遭受信赖利益损害，而且会造成期待利益的损害，这些损害未必都能得到补偿。假如对某些合同不是简单地宣告其无效，从而使无过错的当事人基于有效的合同提出违约的请求，或许对当事人更为有利。第二，自始不能的情况极为复杂，有些合同的履行并非绝对不可能，如缺乏支付能力、经济陷于困境等，均属于经济上履行艰难。再如债务人因生病不能亲自履行，可能并非绝对不能履行，而只是法律上不宜强迫其履行而已。若对自始不能均宣告无效，则某些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极有可能利用无效的规定，以合同自始不能为借口，将本可以履行而且应该履行的合同变为无效合同。所以，对各种情况均简单地宣告无效，既可能不利于交易安全，也未必符合合同当事人特别是债权人的利益。

为了弥补《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不足，德国法院通过法律解释而提出了“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概念。法院和学说认为：《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提出的“Unmoglichkeit”（不能）一语，专指客观不能，至于主观不能则另以“Unvermogen”一字表示。［（７）］以自始主观不能的给付为契约标的的，其契约仍然有效，债务人就其给付不能，应负债务不履行的责任，债权人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解除契约。法院认为，既然每个人在订约时都担保其要履行合同，如果他订约仅仅只是无能力履行，不论出于何种原因，他都必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如果契约是自始客观不能，如出卖人在订约时就没有货物等，则应使合同无效。然而，何为主观不能和客观不能？如何对两者作出区分？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在学说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任何人均不能够履行者，为客观不能，仅为该债务人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第二种观点认为，凡不能的原因在于给付本身者为客观不能，基于债务人一人的情事者为主观不能；第三种学说则认为，凡基于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致不能履行者，为主观不能，否则，为客观不能；第四种观点认为，依事物的原因而不能者，为客观不能，因债务人个人的原因而不能者，为主观不能。正是由于区分标准不明确，因此对判例也无不影响，如德国Dusseldorf高等法院于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７日的一项判决曾引起争议，该案情是：某大商贾重金聘请一占星家，根据星象变化，以定凶吉，对其公司业务提出建议。Dusseldorf高等法院认为此项约定给付，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和法律方面来考察，均属客观不能，根据《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规定，应属无效。德国学者对此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观察天象星座而提出建议，属于一项可能的给付，在科学上是否正确，对当事人是否有利，具有何等价值，可不予考虑，故契约仍为有效。这个案件表明契约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的标准本身不清楚。正如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认为，“区别各种各样的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或许根本就不可能下定义－－常常成为争议的原因。”［（８）］一些台湾学者也提出：“主观或客观之分，既然属于学说上之分类，其界限又未确定，则所谓自始客观不能，其范围而非确定，自易引起纷扰”，［（９）］因而不能区分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最近，德国“债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如果债务人尽了依债务关系的内容和性质应尽的义务之后，仍然不能履行给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权拒绝给付，但金钱债务除外。这样，在委员会的草案中，就没有客观不能和主观不能的概念了”。［（１０）］可见，德国立法正朝着取消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的方向发展。

按照德国法学界一致的观点，《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是失败的，［（１１）］“该条将给付不能的效果规定为无效，以及将债务人的责任局限于赔偿消极利益（第３０７条）是不适当的”。［（１２）］如果我们将该条与法国合同法、英美合同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规定的模式相比较，就会发现，在对待自始履行不能方面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立法选择，各种选择均有其合理性，但比较而言，德国法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下面对这几种模式简单分析如下：

（１）法国法。法国法并不认为以不能给付为标的的契约一概无效，但《法国民法典》第１６０１条规定了货物的灭失将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况。依该条规定：“如买卖时，买卖的物品全部毁损，出卖即归无效，如物品仅一部分毁损时，买受人有权选择或放弃此项买卖，或请求以分别估价的方法确定保存部分的价额而买受。”在债的消灭中，民法典第１３０２条也规定：作为债务标的的特定物毁灭或不能再行交易之用，或遗失以至不知其是否存在时，如此物并非因债务人的过失而毁坏或遗失，而且其毁坏或遗失发生在债务人负履行迟延的责任以前者，将导致债务消灭。在实践中，法院的判例认为，如果债务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履行不可能的事实，则债权人可以因债务人之不法行为或缔约过失，而要求赔偿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受原告信赖合同有效的程度的限制。［（１３）］总之，根据法国法，履行不能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主要限于特定货物的灭失。

（２）英美法。英美法认为，在订立合同时，该合同就不可能履行，属于一方的错误或双方的错误问题。其推理是，如果合同双方与基于合同标的存在的错误假设而订约，并且任何一方均不承担这一风险，则合同将因共同错误而无效。英国１８９３年的《货物买卖法》第６条规定：一项出售特定货物的买卖合同，如在缔约时货物已经灭失，且卖方不知情，该项契约无效。英国《合同法重述》（第二版）第３５（１）规定，在没有明文的承担风险的规定的情形下，如果成立出售特定物的买卖合同时，双方都不知道货物从来不存在或不再存在的，合同不成立。对于双方的错误，法律将给予救济。对于单方面的错误，则依具体情况处理。例如，如果卖方在误认为货物存在上有过错，则他将凭默示的货物存在保证或过失承担责任。［（１４）］

（３）《公约》的规定。《公约》未规定履行不能问题，与《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截然不同，《公约》原则上认为在缔结时就已出现履行不能的合同是有效的。对于风险转移以前出现的履行不能问题，按照由出卖人承担风险的原则处理（第３６条），如果因为履行不能而致合同不能履行，无论是自始不能还是嗣后不能，除非有法定的免责理由，否则将构成合同不履行的责任（第４５条以下、第６０条以下）。

从上述三种模式中可以看出，这些模式均没有简单地宣告自始履行不能便导致合同一概无效。也没有采用主观不能与客观不能等模糊的标准来限制无效的范围。相比较而言，《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确实过于简单，且将履行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看，此种规定也会造成低效率。因为大量宣告合同无效，不仅将使许多属于经济上不能甚至是暂时不能的交易消灭，使正当的交易得不到鼓励，而且无效带来了十分复杂的后果，即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问题，同时会不必要地增加一些返还财产的费用。过多地消灭本来不应该被消灭的交易，也会使某些合同当事人在订立了对自己不利的合同以后，藉口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要求宣告无效，这对于交易秩序的维护也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除德国法以外的三种模式也是各具特点的。相对而言，我们认为《公约》的规定更为合理一些。首先，《公约》没有区分自始和嗣后履行不能问题，对凡是无正当理由在履行期到来以后不履行和不能履行的，除非有正当的免责事由，否则一概按违约处理，这就极为简便易行。其次，《公约》不象法国法那样对买卖标的物毁灭损失的情况均作为无效来考虑，而作为风险责任处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货物毁损灭失不一定都使合同不能履行。现代社会大量的交易都是种类物的交易，种类物的灭失并不一定导致合同自始履行不能，因此没有必要简单宣告在此情况下合同一概无效，更何况即使宣告无效，也要确定谁负担标的物灭失的责任问题。所以，《公约》按照风险是否移转为标准来确定谁应负责，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合同无效是比较合理的。第三，《公约》对自始履行不能情况，也没有如英美法那样作为错误来对待。事实上，标的物灭失、自始不存在等现象可能因多种原因引起，不完全是因为当事人的错误造成的。英美法的规定在这方面显然有些片面性。不过，《公约》认为自始履行不能一概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而使有过错的当事人负违约责任，这种规定确有利于维护合同的效力和交易秩序，但因其未考虑到合同可能因为错误、欺诈等原因引起履行不能，应导致合同被撤销或无效的情况，因此也有失周延。

我国法律是否应采纳《德国民法典》第３０６条的规定？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较之于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规定更为合理，因此不应采纳德国法的规定，这具体体现在：

第一，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应予以撤销，因合同被撤销，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责任（第５９条、第６１条）。如果双方错误地认为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或者某种标的物存在而事实上不存在该种类型的标的物，可按重大误解处理。但发生重大误解以后，应由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主张是否撤销合同，从而使合同自始失效。这就可以解决一些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不过，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此种情况，“应由当事人双方主张无效，不存在当事人一方才有权撤销的合同，因此用我国法上的误解来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显然是不够的，我国合同法应引入合同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１５）］我认为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民法通则》第５９条关于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之规定，显然是从单方的错误角度作出规定的，如果属于双方误解，则双方均应为撤销权人，都有权向对方提出撤销，并由双方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不愿撤销，也可由双方根据不能履行的情况而协商解决。因此，《民法通则》第５９条的规定可以包括双方误解的情况，从而可以解决因误解引起的履行不能问题。

第二，如果一方（出卖人）明知自己无履行能力而故意签约，此种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大多按欺诈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１９８７年《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指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能力，仍与其他单位签订经济合同，其行为具有欺诈性质，……对于这些无实际履行能力的工商企业所签订的经济合同，应当确认为无效合同。”因此，凡是一方自始就明知合同不能履行，而仍与对方订约属于欺诈，合同当然无效。

第三，如果一方因自己的过错使标的物在订约前灭失，既无从判定标的物灭失在订约前还是合同成立后发生的，又不属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则完全可按违约行为处理。

总之，我们认为，目前我国现行法的规定已能较好地解决合同自始履行不能问题，没有必要引进德国法关于自始履行不能的概念，人为地造成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

二、嗣后不能与违约形态

给付不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嗣后不能（Nachtraghche Unmoghichkeiteit），按照学者的一般看法，自始不能决定着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的问题，而嗣后不能则关涉债务履行及违约问题，这就是说，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若发生嗣后不能，除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情况以外，就涉及到违约或负责问题。

将履行不能即嗣后不能抽象化为一种违约形态，乃是德国债法的一大特点。履行不能成为违约形态，最初是由德国学者麦蒙森于１８５３年倡导的。麦蒙森根据对给付的三方面（标的、时间、地点）的要求而将给付区分为标的（品质或数量）的、地点的及时间的给付不能而认为履行迟延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给付不能，［（１６）］因为在麦蒙森看来，未能准时发生的给付不再是准确的给付，准确的给付已经因为第一次的不适当给付而成为不能。这样一来，履行不能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宽泛，几乎可以涵盖各种违约形态。德国民法基本采纳了这一观点，将给付不能的概念适用到违约补救和责任之中，规定了债务人对应归责于自己的给付不能的责任，［（１７）］并将给付不能与给付迟延作为两类基本的违约形态而将各种复杂的违约现象均概括其中，从而形成了德国法对违约形态的“二分法”制度。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条例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江苏省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已由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9年12月2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监督，正确评价其任期经济责任，促进国有企业加强和改善经营管理，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任期审计），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产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
本条例所称任期经济责任，是指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对其所在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国有资产的安全、保值、增值，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当负有的责任。
第三条 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届满或者任期内办理调任、免职、辞职、退休等事项前，应当实施任期审计。
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先离职的，经有权机关、单位批准可以先办理离职手续，再实施任期审计。
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和破产，或者发生改制、改组、兼并等情况且法定代表人变更时，应当对其法定代表人实施任期审计。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审计机关负责实施国家和本条例规定范围的任期审计事项，并对本行政区域内任期审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实施任期审计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坚持独立审计、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任期审计的结果，应当作为考核、任免和奖惩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重要依据。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任期审计工作的领导，充实审计力量，保障任期审计的实施。
审计机关实施任期审计所必需的经费应当列入本级人民政府专项财政预算，由本级人民政府予以保证。
第八条 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实施任期审计，不得向被审计的企业收取任何费用；社会审计机构受委托办理任期审计事项，由委托方支付审计费用。
实施任期审计应当在国家和本条例规定的审计管辖范围内进行，严格防止不必要的重复审计。

第二章 审计组织和审计管辖
第九条 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任期审计事项由下列审计组织实施：
（一）省、市、县（市、区）审计机关；
（二）国有企业的上级单位或者主要出资方（以下统称出资方）内部审计机构；
（三）依法成立的社会审计机构。
第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委派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由审计机关直接实施审计，也可以由审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审计；对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的控股企业，可以由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组织力量在审计机关指导下进行审计，将审计情况提交审计
机关。
其他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由其所在企业出资方内部审计机构实施审计，也可以由其所在企业出资方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审计。
审计机关对本条第二款所指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事项，必要时可以直接实施审计。
第十一条 审计机关实施任期审计，应当依照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的财务隶属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确定审计管辖范围。
国有企业的财务隶属关系或者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关系与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人事管理关系不一致的，其管辖范围由上级审计机关确定。
第十二条 上级审计机关对其审计管辖范围内的任期审计事项，必要时可以授权下级审计机关实施审计；上级审计机关对下级审计机关审计管辖范围内的重大任期审计事项，可以直接实施审计。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任期审计监督管理制度和工作业务规范，组织审计人员业务培训，加强行风建设，规范审计行为；对内部审计机构任期审计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对社会审计组织任期审计业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任期审计工作情况。
第十四条 审计人员应当具备与任期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遵守职业规范，保守国家秘密和在任期审计实施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不得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谋取私利。
第十五条 审计人员依法实施任期审计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和干涉审计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打击报复审计人员。
第十六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认为审计人员与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计的，有权申请审计人员回避。审计人员也可以主动申请回避。
审计人员是否回避，由审计组织负责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决定。

第三章 审计内容和审计程序
第十七条 实施任期审计，应当通过对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的审计，查清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在任职期间与企业资产、负债、损益有关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以及遵守财经法律、法规和规定的情况，有无侵占国有资产、违反与财务收支有关的廉政规定以及
其他违法、违纪的问题；分清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对企业资产、负债、损益不真实，投资效益差以及违反财经法律、法规和规定等方面应当负有的责任。
前款所指国有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情况，一般应当包括：
（一）企业资产、负债、损益的真实性；
（二）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情况；
（三）企业对外投资以及资产处置情况；
（四）企业收益分配情况；
（五）与财务收支有关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
（六）其他需要审计的事项。
第十八条 实施任期审计，以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及其控股企业的审计事项为主，并应当运用已有的审计结果，发现重大问题也可以对其他参股法人单位进行调查取证。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委派的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事项，有关部门应当提前报送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审计机关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指令实施审计。
其他国有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事项，由所在企业出资方下达审计指令，其内部审计机构根据审计指令实施审计。
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任期审计的，应当依法签订委托审计协议书。委托方应当在委托审计协议书中提出任期审计的内容和要求。社会审计机构应当依照委托审计协议书的约定实施任期审计。
第二十条 承担任期审计的审计机关、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接到审计指令后十五日内制定审计计划，作出审计安排。实施任期审计应当组成审计组，并于实施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送达审计通知书，同时抄送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
委托社会审计机构实施任期审计的，委托方应当在审计实施三日前通知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社会审计机构应当组成审计组，实施任期审计时，应当出示委托审计协议书。
第二十一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接到审计通知后，应当组织自查，做好接受审计的有关准备工作，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银行帐户开设情况资料；
（二）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年度财务报告等财务会计资料；
（三）企业财产盘点、清查和债权、债务清理以及对外投资、担保等资料；
（四）经济考核指标、章程、协议、合同等资料；
（五）有关的内控制度建立以及执行情况资料；
（六）国有资产产权证明和国家资本金变动等资料；
（七）有关经济管理监督部门的检查报告、处理意见和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查证报告；
（八）其他有关任期审计的资料。
第二十二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接到审计通知后应当按照要求，对其负有主管责任和直接责任的企业资产，负债、损益事项和遵守廉政纪律等情况，写出书面材料，并于现场审计开始之日起五日内送交审计组。
第二十三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应当保证所提供的材料和资料真实、完整，不得转移、隐匿、篡改、伪造或者毁弃资料，不得转移或者隐匿有关资产。
第二十四条 审计组在实施任期审计时，应当听取董事会、监事会、企业工会和职工的意见。
第二十五条 审计组应当在实施审计之日起六十日内完成审计，确需延长审计时间的，应当经派出单位或者委托方同意，并通知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
第二十六条 审计组完成审计后，应当向其派出单位提交审计报告，对法定代表人任期经济责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审计报告提交前，应当征求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的意见。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应当在接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逾期未
提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对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审计组应当进一步核实情况，根据所核实的情况对审计报告作必要修改，并将他们的书面意见一并提交其派出单位，同时将核实和修改的情况告知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
审计组应当对其提交的审计报告承担有关责任，派出单位发现审计报告有问题或者重要事项不予指明的，应当督促审计组进行校核更正。
第二十七条 审计机关审定期派出的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向本级人民政府提交审计结果报告，同时抄送有关部门。
内部审计机构审核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后，报所在单位负责人审定，审定后的审计报告应当抄送同级审计机关。
委托审计的，由社会审计机构审定审计报告后，连同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所在企业的书面意见一并提交委托方，委托方应当将审计报告抄送同级审计机关。
第二十八条 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对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需要依法给予处理、处罚的，应当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处罚建议。
受委托实施任期审计的社会审计机构对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向委托方如实反映，并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条、第十九条规定未实施任期审计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国有资产流失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权机关、单位依法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弄虚作假、虚报经营业绩的；
（二）违反国家规定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国有资产的；
（三）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的；
（四）贪污、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的；
（五）其他违反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三十一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拒绝、阻碍任期审计，或者拒绝、拖延提供与任期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证明材料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或者由出资方予以纠正；审计机关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以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审计机关认为应
当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前款规定追究责任后，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仍必须接受有关任期审计的监督。
第三十二条 被审计的法定代表人所在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转移、隐匿、篡改、伪造、毁弃有关任期审计资料的，审计机关、出资方应当予以制止；审计机关可以责令交出、改正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直至依法采取取证、暂时封存的措施。转移、隐匿有关资产的，审计机关、出资方应
当予以制止，或者提请有关机关、本级人民政府予以制止，直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审计机关认为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的，向有关部门、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应当及时作出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打击报复或者陷害检举人、证明人、资料提供人和审计人员的，由有关机关、单位责令改正，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给被侵害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审计机关和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对违法、违纪取得的财物，依法予以追缴、没收或者责令退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二）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
（三）玩忽职守的；
（四）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
（五）索贿受贿的。
第三十五条 社会审计机构故意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或者明知有重要事项不予指明的，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对责任人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执行业
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实行公司制的国有企业经理，经董事会决定进行任期审计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八条 城镇集体企业、企业化管理的国有事业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任期审计，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2000年3月1日起施行。



1999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