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公社半脱产干部转为国家职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3:07:05 浏览: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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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公社半脱产干部转为国家职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公社半脱产干部转为国家职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
劳动人事部保福局
复函
湖南省人事局：
你局湘人函第00281号收悉。关于公社半脱产干部转为国家职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经研究答复如下：享受国家生活补贴从事公社党政工作的半脱产（实际大部分时间从事公社专职工作）干部，被直接转正或录用为国家干部或工人之后，他们最后一次在公社半脱产从事党政工作的
时间可以计算为连续工龄。
198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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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健力宝集团与裕兴科技公司、祝维沙等财产之争的法律思考
马绪良
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的刑事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有关健力宝集团的财产之争仍未结束，其中最重要的当属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之争。本文拟从此角度出发，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期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基本事实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笔者还很难对 “健力宝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细节疏理，现仅围绕健力宝集团与祝维沙及其裕兴科技公司等当事人之间包括5100万股中国平安A股在内的财产之争的事实展开叙述：
2002年初，张海以其控制的“三水正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之名，全资收购健力宝集团母公司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母公司持有健力宝集团75%的股权），张海也由此间接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后该75%的股权被过户到包括张海、祝维沙和叶红汉在内的3人名下（其中祝维沙持有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
在资本玩家的手里，健力宝集团注定会命运多桀、多灾多难，一场“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股权转让变更及收购兼并的闹剧即将开演。
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股权的过程中，张海曾向在香港上市的民营公司——裕兴科技公司董事长祝维沙融资2.38亿元。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显示，其中约有1.58亿元是祝维沙从金裕兴公司（裕兴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擅自挪用的资金。但迫于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董事会的压力，2002年10月，金裕兴公司董事会专门就此通过了一份董事会决议，在董事祝维沙挪用1.58亿元收购健力宝股权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确认股权权利人为金裕兴公司，祝维沙仅代表金裕兴公司持股。
其实早于2002年10月，就该2.38亿元的融资还款问题，张海与祝维沙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升级，2002年8月祝维沙与叶红汉二人联手召集健力宝集团董事会，免去张海集团董事长及总裁职务，仅留董事身份。现在看来，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董事会2002年10月份做出的代为持股决议，也仅是为了给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其它小股东一个交代罢了。
2004年，祝维沙以及他控制的金裕兴管理团队接管了健力宝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面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公司。
2004年8月25日，位高权重的祝维沙绕开健力宝集团国有股东及董事会，指使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与金裕兴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属于健力宝集团的5100万股平安A股（目前市场价值颇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转让价格为以4.2元/股转让2300万股，以4.3元/股转让2800万股。
实际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与健力宝集团于2004年6月签订过一份委托持股协议，5100万平安股权的最终权益人是健力宝集团，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仅是代为持有。
根据资料，对于以上两种转让价格的安排，祝维沙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4.2元/股转让的2300万股，折算价恰好为9660万元，目的是用于结清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尚欠的9660万元股权余款。只有在结清最早的购买款的前提下，股权才能顺利通过工商登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
第二，以4.3元/股转让的2800万股，总价为1.204亿，目的是为了抵偿张海所欠“2.38亿元融资款”所剩余本息。金裕兴公司在此股权转让过程中实际没有付出一分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在祝维沙的安排下，金裕兴公司与健康产业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为该2800万股平安股权的转让特意“安排”了合理的“对价”，金额刚好为1.204亿元。
现有资料显示，上述平安股权转让过程基本没人知道。直到2004年12月份，健力宝集团董事会才发现5100万股平安股被非法夺取。 2005年，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全面接管健力宝集团公司。同年3月，张海及祝维沙以涉嫌侵占、挪用公司财产等名义被依法逮捕，该5100万平安股权也被依法查封。
2007年3月，金裕兴公司收购平安股权投资事项才通过裕兴科技公司特别股东大会批准。而2004年9月，金裕兴公司就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5100万股平安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5100万股权到手后，祝维沙旋即撤离健力宝。2004年11月，祝维沙将其持有的健力宝集团28%股权价格转让给了北京汇中天恒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7月，佛山市检察院做出对祝维沙存疑不起诉决定。
2008年9月，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断，认定张海职务侵占罪及挪用公司财产罪成立，两罪并罚后，张海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为索回5100万平安股权，健力宝集团于2007年10月对金裕兴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但2008年12月23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做出判决，认定“金裕兴收购深圳江南公司10.435%股权，并因此间接持有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及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驳回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提出收购无效等诉讼请求”。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诉讼案由为“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该案目前仍处审理中。
现在的广东健力宝集团已负债累累，生产严重停滞，追讨5100万平安股权及流失“赃物”似乎成了健力宝集团起死回生的最后“救命稻草”。
二、有关法律方面的思考
笔者仍要做出一个“老调重谈”的声明，本文不涉及健力宝、张海、祝维沙等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利益纠葛，仅是在力求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学理论对笔者认为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评述，读者应当客观用之，以避免产生误导效果。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之认定——揭开公司的面纱
1. 祝维沙2.38亿元融资款的性质认定。
根据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2.38亿元的性质存在一个转变过程，起始应当属于私人借款性质，并在张海掌控健力宝集团后先后向祝维沙还款约9600万元，但当张海不能及时向祝维沙归还剩余资金时，根据2002年10月份金裕兴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其中1.58亿元已转变为金裕兴公司收购健力宝集团28%股权的对价，即1.58亿元转变成了股权出资，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不能再向张海及健力宝集团索偿，更不能变相及非法抽回资金。
金裕兴公司2002年10月的董事会决议如果没有对外公开，仅是内部文件，则情况则又不同，不能以未公开的文件产生约定外部第三人之法律效果。关于这一事实点，笔者目前暂且存疑。
但如果至始至终认定2.38亿元属于借款，则祝维沙在事实上顺利收回借款本息后，其此前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则事实上没有给付任何对价，2004年11月祝维沙将该28%的股权转让他人（已实际获利），则属于民法上典型的没有对价基础的“不当得利”；祝维沙此后又以5100万股平安股权抵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因为祝维沙的钱是借给张海个人，而不是健力宝集团。权利人健力宝集团公司完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返还非法转移的公司资产，并承担侵权责任。
至此，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案例中，祝维沙实质上已经将健力宝集团的优质资产转移掏空！？
2. 祝维沙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的行为及角色认定。
笔者认为，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祝维沙已完全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代表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公司意志之上，利用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制度的构建，以公司名义行个人行为之实，应当适用公司法律制度中“揭开（刺开）公司面纱”的制度原理，认定股权转让的行为及相关协议无效。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该制度及其原理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各国公司法律制度设置中的应有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价值肯定。
第一，祝维沙当时在健力宝集团体系内已经工作多年，属于“老板凳”，且当时同时担任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金裕兴公司、健力宝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于健力宝集团委托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代为持股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晓；
第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初衷令人怀疑。该次股权转让没有正当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和基础，而让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背负一笔不属于自己的“他人债务”，并美其名曰“对价”，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第三，如果股权转让属于正当交易，则为什么不通过公司董事会，不事先发布重大交易提示公告（上市公司的应有要求），而且转让5100万股的交易价格巧妙设计本身就是“猫腻”。
3.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的权利状态分析——侵权途径方面的权利救济
在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权利应当恢复到原始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祝维沙与金裕兴公司及母公司裕兴科技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股权转让给金裕兴公司是祝维沙的个人行为使然，但其后该行为已经得到了包括金裕兴公司及裕兴科技公司在内的公司权力机关的认可，属于公司行为了。并且，在权利承受方面分析，该两公司实际上是享有了该股权转让带来的权益，属于“不当得利”性质。
同时，由于股权转让款中的9660万元（2300万股价）已被实际支付给健力宝集团的债权人，也就是原始股权的出让方，权利不可回转，故该部分价款应当在全部5100万元股权回转后，由健力宝集团公司支付给金裕兴公司。或者由两者以其中股份折价支付。
祝维沙与张海之间的债务纠纷由其两人自行解决。但原祝维沙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的出资款问题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
如果不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解决此案，则从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以代持方式）非法转移抽逃公司财产方面入手，股权转让协议的还债实质也会暴露无疑，如果从给付主体及给付义务的承担方面入手考虑，健力宝集团及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均不负法律上的给付义务，祝维沙等让没有法律义务的主体承担责任，“富人遭殃”，可以肯定地说，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等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财产转移实际上已构成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从侵权方面出发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权利进行救济可能更为合适。
（二）法院对张海侵占、挪用犯罪行为的认定与“赃款”追讨的关系
根据对张海刑事犯罪的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张海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并认定张海通过各种方式向祝维沙转移支付了9600万元。但法院并没有采纳张海辩护律师有关公司犯罪的辩护意见，没有认定“正天公司”构成犯罪。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以“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为案由，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希望从赃物追回方面突破困局。
笔者虽然认为这条思路和途经可行，但仍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新 社 区 发 生 了 什 么
——从两个现代社区个案透析社区治理基础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式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看到社区硬件面貌彻底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社区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什么制度价值？本文从我区石门二路街道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社区个案调查状况出发，试图找出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并进一步指出地区政府在这种基础关系结构转型后应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积累新式社区管理经验，以至“打造国际一流社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小区的基本情况
达安城小区和新福康里小区原来都是石库门旧式里弄，是近几年通过旧区改造在我区较早建成的新式小区。据我们的调查，达安城小区住宅共58414平方米，业主579户，新福康里小区住宅10.8万平方米，有主业1246户。这些业主或者通过回搬或者通过新购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是新小区的真正主人。两个小区业主全部入住后，相继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目前，达安城小区已是第二届业主委会员，有11人组成；新福康里小区也成立了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有13人组成。两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都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前者是上海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百事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与物业公司形成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两个小区相同的是，所聘用的物业公司都继续了业委会成立之前的管理本小区的物业公司，而两个物业公司与原来的小区开发商都有某种关联。目前从整体上而言，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良好，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整体上是信任的，但有不满意的地方，达安城小区业委会对于物业公司就小区内开公司问题的处理情况不甚满意，新福康里小区居民因小区内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以及物业收费较高而颇有微词。
二、城市社区基础产权关系的变革
我们知道，传统城市社区大多数的住房是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购买房屋，而是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进入居住区的，因而居住者不是房屋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属于居民的工作单位（集体）或者国家（由政府房管部门代表行使）。居住社区的物业管理权相应地被赋予了准政府性质的物业公司（由“房管所”转制而来），这些准政府机构代表政府拥有物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受益权，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替政府承担着部分社会福利功能。居民或单位交出的物业管理费用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平衡物业公司实际的支出成本，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贴补，要么由单位组织统一负担，甚至还可能由小区经营的其它收入（比如停车场、房屋出租等）来填补。正因如此，物业公司不仅视自己为当然的管理者，而且是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居住者一方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房屋资源的社会提供，是他们代表政府为居民提供了福利。在物业眼里，居民是一个准公共福利的享受者，是物业管理照顾的对象。居民不住，对物业的生存没有影响，但反过来，如果物业停止了工作，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如果居民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减少油烟、噪音污染，希望建造自行车棚等，居民就必须或者通过请求其产权单位代表他们向物业交涉，或者集体通过信访的形式向物业呼吁。事实很清楚，是居民依赖物业的资产生存，而不是相反。物业与居民之间是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对等，居民无权约束物业，居民公共需要的能否实现基本上取决于物业的良心发现，而非法律的约束。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传统社区中，物业只承担了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责，主要是房屋的拆建、修葺等，另外一部分管理职能，如垃圾清扫清理、卫生整治、小区安全等，是由政府机构（街道及有关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居委会）来承担的。
在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新式小区，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居住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者身份的变化，房屋产权已通过购买归属到个人或家庭。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了房屋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提供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得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地位趋向“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业主的选择权被《上海市居民小区管理条例》合法化，这个条例明确承认，由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具有运用签署合约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这种居住者的选择权，显示了他们同物业不同以往的纵向关系性质：他们是由聘用合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双方，成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样的关系意味着，物业从一个准政府式的、有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一般的、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单位。这意味着从前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签约关系，各方具有权利义务的对等、从而可能相互约束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项权利配置的重构－转移过程，它改变着权利配置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造就着新的社会关系。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管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管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门、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去了，但由于成本、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管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管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的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管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管理的责任，从而来替代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
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管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因为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管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管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管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管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去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就社会关系转型而言，居民通过一个个签定合约的行动，实践着一些现代社会的规则——自主、选择、对等、参与、公共授权、公民责任、行动的法律依据等，他们改变了以往一切依赖组织的习惯。正如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说，“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区居民通过契约，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整合了公民共同利益，强化了公民基于合约基础建立的信任、监督和自我控制关系，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民自治，是朝向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变迁。
五、地方政府在社区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在新式的达安城和新福康里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合同建立起聘用与被聘用的平等契约关系，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具有选择权，但是如果某个业委会对聘用的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换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业委会是否能“炒掉”物业公司，我们深感疑虑和担心。《南方周末》2000年5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业委会炒不掉物业公司”，介绍了浦东清水苑小区业委会想炒掉严重不合格的“畅苑物业”由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涉而未果，这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是非常弱势的一方，物业公司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某种相关。
我们认为，在目前新式小区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原有的宏观制度仍相抵触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居委会这样的准政府组织）要在产权冲突中坚持保护和支持原则，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契约，而不是相反。比如，前述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炒物业的案例（虽然我们调查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否决了业委会（代表业主们）脆弱的竞聘物业权，这不仅直接损害清水苑小业主的权利，而且损害了《上海市居民小区居住条例》的法律权威，破坏了确定性，鼓励了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盛行，刺激了极端行为的发生。清小苑小区业委会竞聘物业不成，试图发起居民拒交费用的行动，来增加压力。如果这种争议是在某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展开，它还可能演变成一个有“国家和社会”冲突涵义的事件。争议的扩大、扩散和升级，不仅损害了行政的权威和效率，而且对建立社会合作有负面影响，它激励的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而不是社会的自我依赖、约束、管理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从清水苑物业方面来看，如果政府的介入很有用，那么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行动，不断繁衍着寻租行为。在业主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无论物业卸责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可能让它付出代价，反过来，政府还要付出相当精力不断来“抓”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结果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保护了不进取的物业公司继续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了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负担和协调成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在我区达安城、新福康里等新式社区产生的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无疑为居民自治奠下物质基础，并且由可能由这种社区内契约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契约，这将是在城市悄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很脆弱，它受到了国家某些没有变革的宏观制度的阻挠，作为基层直接管理社区的政府，要看到社区的这种社会基础性关系的变化，并支持、保护它们的发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建立现代社区的最基本契入点，并有可能朝向国际一流社区发展。
作者：李克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奉贤路68弄48号
邮编：200041
信箱：xiang104@citiz.net
马绪良
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的刑事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有关健力宝集团的财产之争仍未结束，其中最重要的当属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之争。本文拟从此角度出发，对相关法律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期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一、基本事实
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笔者还很难对 “健力宝事件”进行全方位的细节疏理，现仅围绕健力宝集团与祝维沙及其裕兴科技公司等当事人之间包括5100万股中国平安A股在内的财产之争的事实展开叙述：
2002年初，张海以其控制的“三水正天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之名，全资收购健力宝集团母公司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母公司持有健力宝集团75%的股权），张海也由此间接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后该75%的股权被过户到包括张海、祝维沙和叶红汉在内的3人名下（其中祝维沙持有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
在资本玩家的手里，健力宝集团注定会命运多桀、多灾多难，一场“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股权转让变更及收购兼并的闹剧即将开演。
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股权的过程中，张海曾向在香港上市的民营公司——裕兴科技公司董事长祝维沙融资2.38亿元。根据现有公开资料显示，其中约有1.58亿元是祝维沙从金裕兴公司（裕兴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擅自挪用的资金。但迫于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董事会的压力，2002年10月，金裕兴公司董事会专门就此通过了一份董事会决议，在董事祝维沙挪用1.58亿元收购健力宝股权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确认股权权利人为金裕兴公司，祝维沙仅代表金裕兴公司持股。
其实早于2002年10月，就该2.38亿元的融资还款问题，张海与祝维沙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升级，2002年8月祝维沙与叶红汉二人联手召集健力宝集团董事会，免去张海集团董事长及总裁职务，仅留董事身份。现在看来，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董事会2002年10月份做出的代为持股决议，也仅是为了给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及其它小股东一个交代罢了。
2004年，祝维沙以及他控制的金裕兴管理团队接管了健力宝的所有重要职位，全面控制了健力宝集团公司。
2004年8月25日，位高权重的祝维沙绕开健力宝集团国有股东及董事会，指使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与金裕兴公司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属于健力宝集团的5100万股平安A股（目前市场价值颇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转让价格为以4.2元/股转让2300万股，以4.3元/股转让2800万股。
实际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与健力宝集团于2004年6月签订过一份委托持股协议，5100万平安股权的最终权益人是健力宝集团，三水健康产业公司仅是代为持有。
根据资料，对于以上两种转让价格的安排，祝维沙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以4.2元/股转让的2300万股，折算价恰好为9660万元，目的是用于结清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尚欠的9660万元股权余款。只有在结清最早的购买款的前提下，股权才能顺利通过工商登记转让给金裕兴公司；
第二，以4.3元/股转让的2800万股，总价为1.204亿，目的是为了抵偿张海所欠“2.38亿元融资款”所剩余本息。金裕兴公司在此股权转让过程中实际没有付出一分钱。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同时，在祝维沙的安排下，金裕兴公司与健康产业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备忘录》，为该2800万股平安股权的转让特意“安排”了合理的“对价”，金额刚好为1.204亿元。
现有资料显示，上述平安股权转让过程基本没人知道。直到2004年12月份，健力宝集团董事会才发现5100万股平安股被非法夺取。 2005年，佛山市三水区政府全面接管健力宝集团公司。同年3月，张海及祝维沙以涉嫌侵占、挪用公司财产等名义被依法逮捕，该5100万平安股权也被依法查封。
2007年3月，金裕兴公司收购平安股权投资事项才通过裕兴科技公司特别股东大会批准。而2004年9月，金裕兴公司就在深圳市工商局办理了5100万股平安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
5100万股权到手后，祝维沙旋即撤离健力宝。2004年11月，祝维沙将其持有的健力宝集团28%股权价格转让给了北京汇中天恒投资有限公司。
2007年7月，佛山市检察院做出对祝维沙存疑不起诉决定。
2008年9月，佛山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断，认定张海职务侵占罪及挪用公司财产罪成立，两罪并罚后，张海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为索回5100万平安股权，健力宝集团于2007年10月对金裕兴及三水健康产业公司提起民事诉讼。但2008年12月23日，广东省高级法院在做出判决，认定“金裕兴收购深圳江南公司10.435%股权，并因此间接持有5100万股平安保险A股及变更登记手续合法有效，驳回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提出收购无效等诉讼请求”。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诉讼案由为“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该案目前仍处审理中。
现在的广东健力宝集团已负债累累，生产严重停滞，追讨5100万平安股权及流失“赃物”似乎成了健力宝集团起死回生的最后“救命稻草”。
二、有关法律方面的思考
笔者仍要做出一个“老调重谈”的声明，本文不涉及健力宝、张海、祝维沙等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恩怨情仇、利益纠葛，仅是在力求客观公正的基础上根据现有法学理论对笔者认为较为重要的问题进行学术评述，读者应当客观用之，以避免产生误导效果。
（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效力之认定——揭开公司的面纱
1. 祝维沙2.38亿元融资款的性质认定。
根据掌握的资料，笔者认为2.38亿元的性质存在一个转变过程，起始应当属于私人借款性质，并在张海掌控健力宝集团后先后向祝维沙还款约9600万元，但当张海不能及时向祝维沙归还剩余资金时，根据2002年10月份金裕兴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其中1.58亿元已转变为金裕兴公司收购健力宝集团28%股权的对价，即1.58亿元转变成了股权出资，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不能再向张海及健力宝集团索偿，更不能变相及非法抽回资金。
金裕兴公司2002年10月的董事会决议如果没有对外公开，仅是内部文件，则情况则又不同，不能以未公开的文件产生约定外部第三人之法律效果。关于这一事实点，笔者目前暂且存疑。
但如果至始至终认定2.38亿元属于借款，则祝维沙在事实上顺利收回借款本息后，其此前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则事实上没有给付任何对价，2004年11月祝维沙将该28%的股权转让他人（已实际获利），则属于民法上典型的没有对价基础的“不当得利”；祝维沙此后又以5100万股平安股权抵债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转移公司资产”的行为，因为祝维沙的钱是借给张海个人，而不是健力宝集团。权利人健力宝集团公司完全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返还非法转移的公司资产，并承担侵权责任。
至此，在张海收购健力宝集团案例中，祝维沙实质上已经将健力宝集团的优质资产转移掏空！？
2. 祝维沙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的行为及角色认定。
笔者认为，在5100万股平安A股转让过程中，祝维沙已完全将自己的个人意志凌驾于代表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的公司意志之上，利用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制度的构建，以公司名义行个人行为之实，应当适用公司法律制度中“揭开（刺开）公司面纱”的制度原理，认定股权转让的行为及相关协议无效。
《公司法》规定，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我国法律目前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揭开公司面纱制度”，但该制度及其原理实质上已经成为了各国公司法律制度设置中的应有原则，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价值肯定。
第一，祝维沙当时在健力宝集团体系内已经工作多年，属于“老板凳”，且当时同时担任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金裕兴公司、健力宝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对于健力宝集团委托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代为持股的事实不可能不知晓；
第二，股权转让的原因及初衷令人怀疑。该次股权转让没有正当的令人信服的原因和基础，而让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背负一笔不属于自己的“他人债务”，并美其名曰“对价”，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第三，如果股权转让属于正当交易，则为什么不通过公司董事会，不事先发布重大交易提示公告（上市公司的应有要求），而且转让5100万股的交易价格巧妙设计本身就是“猫腻”。
3.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后的权利状态分析——侵权途径方面的权利救济
在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前提下，权利应当恢复到原始的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祝维沙与金裕兴公司及母公司裕兴科技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虽然股权转让给金裕兴公司是祝维沙的个人行为使然，但其后该行为已经得到了包括金裕兴公司及裕兴科技公司在内的公司权力机关的认可，属于公司行为了。并且，在权利承受方面分析，该两公司实际上是享有了该股权转让带来的权益，属于“不当得利”性质。
同时，由于股权转让款中的9660万元（2300万股价）已被实际支付给健力宝集团的债权人，也就是原始股权的出让方，权利不可回转，故该部分价款应当在全部5100万元股权回转后，由健力宝集团公司支付给金裕兴公司。或者由两者以其中股份折价支付。
祝维沙与张海之间的债务纠纷由其两人自行解决。但原祝维沙持有的28%的健力宝集团股权的出资款问题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方面。
如果不适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解决此案，则从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以代持方式）非法转移抽逃公司财产方面入手，股权转让协议的还债实质也会暴露无疑，如果从给付主体及给付义务的承担方面入手考虑，健力宝集团及三水健力宝健康产业公司均不负法律上的给付义务，祝维沙等让没有法律义务的主体承担责任，“富人遭殃”，可以肯定地说，祝维沙及金裕兴公司等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财产转移实际上已构成侵权行为。
笔者认为从侵权方面出发对健力宝集团公司的权利进行救济可能更为合适。
（二）法院对张海侵占、挪用犯罪行为的认定与“赃款”追讨的关系
根据对张海刑事犯罪的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张海构成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并认定张海通过各种方式向祝维沙转移支付了9600万元。但法院并没有采纳张海辩护律师有关公司犯罪的辩护意见，没有认定“正天公司”构成犯罪。
2008年12月，健力宝集团以“追缴张海侵占健力宝集团的9600万元赃物”为案由，对金裕兴公司及祝维沙再次提起诉讼，希望从赃物追回方面突破困局。
笔者虽然认为这条思路和途经可行，但仍认为有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新 社 区 发 生 了 什 么
——从两个现代社区个案透析社区治理基础的变化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式社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看到社区硬件面貌彻底改变的时候，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社区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什么制度价值？本文从我区石门二路街道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社区个案调查状况出发，试图找出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怎样影响了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条件，并进一步指出地区政府在这种基础关系结构转型后应扮演什么角色，而这一点对于积累新式社区管理经验，以至“打造国际一流社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达安城、新福康里两个小区的基本情况
达安城小区和新福康里小区原来都是石库门旧式里弄，是近几年通过旧区改造在我区较早建成的新式小区。据我们的调查，达安城小区住宅共58414平方米，业主579户，新福康里小区住宅10.8万平方米，有主业1246户。这些业主或者通过回搬或者通过新购都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是新小区的真正主人。两个小区业主全部入住后，相继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业委会）。目前，达安城小区已是第二届业主委会员，有11人组成；新福康里小区也成立了第一届业主委员会，有13人组成。两个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成立后，都与管理小区的物业公司（前者是上海达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者是上海百事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与物业公司形成聘用与被聘用的关系。两个小区相同的是，所聘用的物业公司都继续了业委会成立之前的管理本小区的物业公司，而两个物业公司与原来的小区开发商都有某种关联。目前从整体上而言，两个小区的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关系良好，业委会对物业公司整体上是信任的，但有不满意的地方，达安城小区业委会对于物业公司就小区内开公司问题的处理情况不甚满意，新福康里小区居民因小区内盗窃案件不断发生以及物业收费较高而颇有微词。
二、城市社区基础产权关系的变革
我们知道，传统城市社区大多数的住房是由居民的工作单位分配的，居住者没有通过市场交易价格购买房屋，而是作为工作单位的成员进入居住区的，因而居住者不是房屋的产权人。房屋的产权属于居民的工作单位（集体）或者国家（由政府房管部门代表行使）。居住社区的物业管理权相应地被赋予了准政府性质的物业公司（由“房管所”转制而来），这些准政府机构代表政府拥有物业资源的占有、处置和受益权，同时也程度不同地替政府承担着部分社会福利功能。居民或单位交出的物业管理费用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不能平衡物业公司实际的支出成本，这些费用要么由政府贴补，要么由单位组织统一负担，甚至还可能由小区经营的其它收入（比如停车场、房屋出租等）来填补。正因如此，物业公司不仅视自己为当然的管理者，而且是身份和地位都高于居住者一方的，因为他们掌握着房屋资源的社会提供，是他们代表政府为居民提供了福利。在物业眼里，居民是一个准公共福利的享受者，是物业管理照顾的对象。居民不住，对物业的生存没有影响，但反过来，如果物业停止了工作，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如果居民希望保留楼前更多的绿地，希望减少油烟、噪音污染，希望建造自行车棚等，居民就必须或者通过请求其产权单位代表他们向物业交涉，或者集体通过信访的形式向物业呼吁。事实很清楚，是居民依赖物业的资产生存，而不是相反。物业与居民之间是纵向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双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不对等，居民无权约束物业，居民公共需要的能否实现基本上取决于物业的良心发现，而非法律的约束。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传统社区中，物业只承担了社区管理的部分职责，主要是房屋的拆建、修葺等，另外一部分管理职能，如垃圾清扫清理、卫生整治、小区安全等，是由政府机构（街道及有关部门）或准政府机构（居委会）来承担的。
在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新式小区，我们看到，新的城市居住社区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者身份的变化，房屋产权已通过购买归属到个人或家庭。这样一来，旧的业主主体——单位、房管局或开发者已经转变成新的，他们是购买了房屋的社会集团或个人。于是，一种对等的市场关系就出现了：业主成为房屋的产权人，他们以管理费购买物业公司的保安、绿化、清洁等社会服务，物业公司则以提供服务作为交换，从业主的购买中获得生存。这个市场关系使得交易双方——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地位趋向“平等”，更准确地说，是趋向于各自权利义务的对等配置。业主的选择权被《上海市居民小区管理条例》合法化，这个条例明确承认，由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具有运用签署合约选聘物业管理公司的权利。这种居住者的选择权，显示了他们同物业不同以往的纵向关系性质：他们是由聘用合约联系起来的交易双方，成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关系。这样的关系意味着，物业从一个准政府式的、有权力的社会管理者，转变为一般的、提供管理服务的社会单位。这意味着从前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转变成签约关系，各方具有权利义务的对等、从而可能相互约束的地位。很明显，这是一项权利配置的重构－转移过程，它改变着权利配置的规则，并在其基础上造就着新的社会关系。
三、新的社会公民组织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
随着城市社区产权关系的变化，对一部分稀缺的社会价值——资源、商品和劳务——而言，它的分配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参与分配管理资源“主体”方面的变化，是一些社会管理责任的开始转移，从政府、房管部门、单位或物业开发者等组织的单方面的责任转移到居住者为主要的责任方去了，但由于成本、时间和专业分工的原因，他们需要委托物业公司来代理这份管理责任。由居住者量多、分散且时间不一致，所以居住者需要通过一定的授权方式产生代表他们行使物业选择权、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的组织，这就在小区产生新的社会组织——业主委员会，他们代表居民，试图通过竞聘选择权参与对管理市场资源、劳务供给等有价商品即价值的分配。这是传统社区所没有的活动主体。
从达安城和新福康里两个小区业主委会员的章程及运作方式，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新兴的社区公共组织，在产生和授权方式、内部结构、权利行使依据、权利内容、经费来源及对其评价方式等方面，与政府组织或政府任命的公共组织有质的不同。业委会由业主大会或业主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于业委会行使的权利与业主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业主们对行使业主代表和业委会委员的选举权都非常慎重，这与一些政治选举明显不同。业委会委员的权利严格来自其所代表的业主们的授权，其工作成效（权利行使的当与不当、职责履行的到位与不到位）的唯一评价主体也是其代表的业主们，业主们对不称职的委员只要履行规定程序即可撤换，这与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权力产生和评价方式正好相反。业委会的内部结构是真正的委员会制，严格实行一人一票，业委会主任并没有多于其它成员的权力，他的个人意见也不能影响其它成员的投票，主任的角色是召集人，这与行政组织的首长负责制差异巨大。
业委会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变化：由居民组织处理居民共同的事物，显示了组织化的社会联合由私域向公域的变动。它要求分享某种社会权利，但这种社会权利的目标在社会财产的管理方面，它要做的是通过聚合并代表产权人（居民）的利益，达到维护其产权利益的目的。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类公民组织试图进入公共管理领域，承担公民财产管理的责任，从而来替代一直以来由指定的组织如房管所转制物业公司、街道、居委会等组织的社区公共利益的管理职责。
更有意义的是，业委会这类社区公共组织的出现，除了增强居民自治意识，减轻政府的社区管理责任压力，而且还创造出了新的社区公共空间，产生新的公共利益。在传统观念里，私人利益与公有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是相对立的，而在新式社区我们发现存在一种既不是私人利益，也不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新型社会空间，即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是可以公共分享的“私利”的整合，它具有非个人性、非国家性、非政府性。举个达安城小区管理的案例来说明：有的居民要求禁止养狗，这是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因为它无法和同意养狗的居民共享这种利益。但是居民要求“保护绿化”或“防止污染”就不同了，它们同样是“私利”，但有了居民公共利益的性质，因为这种利益可以与任何其他居民分享。从表面上看，这些主张与增进自己的私利有关，但它还符合公共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其它原则；如果个人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包括被要求人）相一致，这种利益就具有了某种公共性质，因而受到社会制度的正当保护。
四、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变化——从身份到契约
新的活动主体和新的公共利益空间的出现预示着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在传统社区，居民总隶属于一个单位，即是所谓的“单位人”，他取得住房是基于他单位的身份，他行使社区管理权也是基于身份向其单位组织提出。而在新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方式的完全不同了，居民取得参与资格是基于购房合同获取产权，居民通过契约授权给业委会行使其业主的权利，最重要的是业委会通过签约来委托物业公司代理行使社区管理权。由于契约关系，业委会与物业公司形成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社会资源的规则发生重大变化，物业公司需要通过竞争获得这份管理资源，但竞争的标准是服务质量的高低，而不是他在政府体系中级别、地位、以及和政府关系的远近。这样，对于物业管理市场资源的分配，就由从前的政府分配转变为由产权人（居民通过竞聘物业的活动）来分配。而这一点，又成为物业公司负责（代理）对象改变的原因，过去它们仅向自己的上级负责，现在转变为向居住者负责。这意味着，他们由前者的代理转变为后者的代理。
就社会关系转型而言，居民通过一个个签定合约的行动，实践着一些现代社会的规则——自主、选择、对等、参与、公共授权、公民责任、行动的法律依据等，他们改变了以往一切依赖组织的习惯。正如19世纪英国法制史学家亨利·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所说，“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社区居民通过契约，发展出了对于共同事务的处理（管理和控制）责任以及运用这种责任平衡强弱力量不同社会团体的能力，整合了公民共同利益，强化了公民基于合约基础建立的信任、监督和自我控制关系，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公民自治，是朝向法治社会的基础性变迁。
五、地方政府在社区转型中应扮演的角色
虽然前面的分析，表明了在新式的达安城和新福康里小区业委会与物业公司之间是通过合同建立起聘用与被聘用的平等契约关系，业委会对物业公司具有选择权，但是如果某个业委会对聘用的物业公司不满意，想要换一家物业公司来管理小区，业委会是否能“炒掉”物业公司，我们深感疑虑和担心。《南方周末》2000年5月19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业委会炒不掉物业公司”，介绍了浦东清水苑小区业委会想炒掉严重不合格的“畅苑物业”由于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干涉而未果，这说明我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我们的调查中，确实发现相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代表业主利益的业委会是非常弱势的一方，物业公司与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之间具有某种相关。
我们认为，在目前新式小区发展出的新型社会关系与原有的宏观制度仍相抵触的情况下，作为地方政府（包括居委会这样的准政府组织）要在产权冲突中坚持保护和支持原则，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契约，而不是相反。比如，前述清水苑小区业委会炒物业的案例（虽然我们调查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也完全有发生的可能）中，是上级行政管理部门否决了业委会（代表业主们）脆弱的竞聘物业权，这不仅直接损害清水苑小业主的权利，而且损害了《上海市居民小区居住条例》的法律权威，破坏了确定性，鼓励了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盛行，刺激了极端行为的发生。清小苑小区业委会竞聘物业不成，试图发起居民拒交费用的行动，来增加压力。如果这种争议是在某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之间展开，它还可能演变成一个有“国家和社会”冲突涵义的事件。争议的扩大、扩散和升级，不仅损害了行政的权威和效率，而且对建立社会合作有负面影响，它激励的是社会对政府的依赖，而不是社会的自我依赖、约束、管理和监督能力的发展。从清水苑物业方面来看，如果政府的介入很有用，那么所有的物业公司都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行动，不断繁衍着寻租行为。在业主无选择权的情况下，无论物业卸责问题多么严重，也不可能让它付出代价，反过来，政府还要付出相当精力不断来“抓”物业公司提高服务质量。结果是政府的不当干预，保护了不进取的物业公司继续占有社会资源，增加了政府从事社会管理的负担和协调成本。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在我区达安城、新福康里等新式社区产生的这种契约型社会关系无疑为居民自治奠下物质基础，并且由可能由这种社区内契约进一步发展出社会契约，这将是在城市悄然发生的历史性进步。但是这种契约关系仍然很脆弱，它受到了国家某些没有变革的宏观制度的阻挠，作为基层直接管理社区的政府，要看到社区的这种社会基础性关系的变化，并支持、保护它们的发展，严格依法进行管理。这样，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建立现代社区的最基本契入点，并有可能朝向国际一流社区发展。
作者：李克垣（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
现供职于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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