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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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绍兴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绍政发〔2004〕76号
越城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绍兴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绍兴市人民政府
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绍兴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建立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减轻农村居民医疗负担，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试行）》和绍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市区（含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镜湖新区）范围内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与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农民群众的承受能力相适应，遵循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互助共济，以收定支，保障适度的原则。
第四条 以下人员应以户为单位（不包括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以行政村（居委会）为整体参加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一）户籍在市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农业人口；
（二）户籍在市区，被征用土地后“农”转“非”，已加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包括后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但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 市政府建立由越城区、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镜湖新区和卫生、财政、人事、劳动保障、体改、农业、民政、审计等部门组成的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其主要职责是：
（一）编制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发展规划和总体方案，制订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具体规定；
（二）负责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三）确定年度筹资标准、报销办法及基金收缴管理办法；
（四）对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收支、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五）为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管理机构的建立和运转提供必要的人员和工作条件；
（六）讨论决定有关重大事项。
第六条 管委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区合医办”），具体承担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管理职责。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管委会的决定，承担管委会的日常工作；
（二）行使对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工作的监督管理职能；
（三）确定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
（四）对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阶段性总结，并及时汇报。
第七条 设立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管理中心在市区合医办指导下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对各镇（街道）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进行指导；
（二）做好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和使用等具体业务工作；
（三）负责有关报销、转院等工作；
（四）负责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决算草案的编制以及合作医疗基金的财务会计和内部审计工作；做好统计、财务报表等的上报工作，对合作医疗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及时提出基金预警报告；
（五）定期向社会公布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具体收支、使用情况；
（六）配合有关部门对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收费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八条 越城区和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镜湖新区均应建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协调解决本区域范围内的政策宣传、筹资和其他组织管理工作。
第九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责是：
（一）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有关部门和农民代表组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小组，配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管员。
（二）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
（三）确保辖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规定要求。
（四）确保本镇（街道）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五）负责本镇（街道）参加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员的经费收缴及登记工作。
（六）协助做好参加人员身份确认以及在审批、审核过程中有关问题的处理工作。
（七）完成上级政府和部门下达的其他工作任务。
其它各有关部门应按各自职责配合做好工作。
第三章 资金的筹集和管理
第十条 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同时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金支持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第十一条 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标准：
（一）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按每人每年35元标准缴纳。村集体组织可以给予适当数额的补助。其中低保户和重点优抚对象的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额补助，补助部分由市财政和镇（街道）各承担50%；已领取计划生育优惠证的双农独女户，该户独生女的父母个人缴费部分给予每人每年补贴10元，补贴费用在市和越城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公益金中列支。
（二）政府按实际参加人数给予每人每年35元的补助，其中市级财政补助18元，镇（街道）补助17元。镇（街道）确有困难的，由越城区政府，经济开发区、袍江工业区、镜湖新区管委会按所辖范围统筹解决。政府出资部分中的每人每年5元用于建立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补助基金。
上述筹资标准随着市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提高，逐步实现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轨。
第十二条 建立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该项基金由个人缴费资金、集体扶持资金及政府补助资金等组成。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的资金以及村级集体组织补助的资金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收缴；市、镇（街道）补助的资金，由各级按规定划拨。
第十三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参加合作医疗人员的住院医疗费用和特殊病种门诊的大额医疗费用，并适当用于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在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门诊医疗费用补贴。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在管委会认定的商业银行开设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基金，也不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在同一商业银行设立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户，由管理中心负责管理，并接受管委会的监督。市区合医办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建立合作医疗信息管理系统，按照规定及时审核和支付合作医疗基金。
第十五条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以年度为单位收缴，全年费用一次缴清，实行经费收缴入库日制度。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均应在规定期限内整户缴纳合作医疗资金，于规定月份开始享受合作医疗待遇。凡在规定期限以后要求参加的，须从下一个结算年度开始才能享受相应待遇。
政府补助的资金以及由镇、街道收缴的资金均应在规定期限内缴入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财政专户。
第十六条 财政部门负责对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的审核。财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对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 医疗待遇和费用结算
第十七条 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员按照规定享受医药费补偿待遇。一旦停止缴费，待遇即行中止。
第十八条 参加合作医疗人员的用药范围、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门诊特殊病种范围等参照绍兴市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执行。
第十九条 以下项目不列入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报销范围：
（一）自购药品；
（二）镶牙、口腔正畸、验光配镜、助听器、人工器官、美容治疗、整容和矫形手术、气功按摩、家庭病床、特别护理、健康体检、非医疗性个人服务等项目的费用以及陪人费、中药煎药费、交通费、出诊费、住院期间的杂费等；
（三）怀孕保胎、流产、堕胎、正常分娩、不孕不育、性功能障碍及其他计划生育所需的一切费用；
（四）因第三者造成的伤害所支付的住院医疗费用，依法应由第三者承担的部分；
（五）工伤意外造成的伤害所支付的住院医疗费用；
（六）康复性医疗费用；
（七）因挂名不住院或冒名顶替住院等行为所发生的医疗费用；
（八）因自杀、斗殴、酗酒、服毒、欺诈、犯罪等故意行为及其家属的故意行为造成伤害所支付的医疗费用；
（九）未经批准在非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的；
（十）未经批准进行高、精、尖医疗仪器检查和作特殊治疗的；
（十一）其他管委会规定不予报销的费用。
因重大传染病流行等突发事件所需的防治经费，不得从合作医疗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条 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医药费报销标准：
（一）因病在绍兴市内的定点医疗机构（包括各县、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诊治，发生的符合报销规定范围内的医疗费用，以分段计算的办法报销。起付标准为500元，全年累计最高报销额为20000元。个人全年多次住院的，分次报销，累计计算（同一年度内第二次住院起不再计算起付标准）。具体标准如下：
1、500元及以下部分不予报销。
2、500元以上至3000元（含3000元）部分，在市区镇（街道）卫生院诊治的，报销30%，在其他医疗机构诊治的报销20%。
3、3000元以上至6000元（含6000元）部分报销30%。
4、6000元以上至10000元（含10000元）部分报销40%。
5、10000元以上部分报销50%。
报销标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年度进行适当的调整。
（二）在绍兴市以外的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诊治的，按上述标准的80%报销，年度累计最高报销额度不变；
（三）需要转绍兴市以外医院住院诊治的，应由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提出转外地诊治意见，经该医疗机构出具同意转院证明后，凭证明和有关材料到管理中心办理核准手续；
（四）因急诊不能在定点医疗机构诊治时，可在就近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家属应在其住院后7个工作日内，凭急诊住院证明及其他身份证明到市区合医办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五）在市区乡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诊治的，报销10%的药费。
第二十一条 经三级以上医疗机构确诊，管理中心审批同意，在二级以上（包括二级）医疗机构治疗产生的特殊病种大额医疗门诊费用，报销比例和方法同住院医疗费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诊治产生的特殊病种医疗门诊费用不列入报销范围。
第二十二条 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补助资金用于补助参加合作医疗人员中因重大疾病按标准报销后仍有大额医药费无力支付的人员。具体补助办法另行制订。
第二十三条 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医药费用的结报：
（一）在市区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诊治，可以享受合作医疗基金报销的部分费用，在就诊定点医疗机构报销。遇特殊情况也可以凭定点医疗机构提供的费用明细清单到管理中心报销。在市区外定点医疗机构或因急诊抢救在非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诊治，由管理中心审核报销；
（二）定点医疗机构要每月汇总填报《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费用一览表》和《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费用申请核拨表》，向管理中心办理费用审核拨付手续；
市区范围内的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诊治的10%药费在就诊医疗机构直接报销。市区合医办按服务区域范围内实际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每年一次性划拨给每人5元的经费作为参加合作医疗人员门诊费用补贴的补偿；
（三）管理中心在办理审核结算过程中如发现有定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产生的费用，应在调查核实后予以剔除。被剔除部分医药费用已支付给就诊人员的，由经治的定点医疗机构承担。因医疗机构违反合作医疗有关规定而产生的不合理医疗费用包括：
1、将其他人员的医疗费用记入参加合作医疗人员的帐内。
2、将应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记入由合作医疗基金支付帐内的。
3、将不符合入院标准的人员收住入院或任意延长住院时间的。
4、出具假病历、假证明的。
5、其他违反规定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第二十四条 凡弄虚作假获取医药费补偿的，通过劝说或司法途径追回报销款项。
第五章 定点医疗机构的确定与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区凡具备规定条件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均可向市区合医办申请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市区合医办按定点医疗机构管理规定公布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各县（市）区域内经所在县（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机构认定公布的定点医疗机构均作为市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市外的定点医疗机构由市区合医办公布。
第二十六条 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履行的主要职责：
（一）对就诊病人进行身份确认，并如实告知有关合作医疗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料。
（二）严格执行诊疗项目、用药和收费等有关规定。
（三）免费提供费用清单，为病案资料核实提供方便。
（四）按规定做好病人转诊的有关工作。
（五）按本办法规定做好就诊病人费用的结报工作。
（六）配合合作医疗业务管理机构做好其它工作。
第二十七条 管理中心与各定点医疗机构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八条 市卫生局和越城区计卫局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
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和医疗操作规程，加强对职工的宣传教育，规范医疗收费行为。对违反有关管理制度的要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九条 参加合作医疗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凭身份证明及管理中心发给的参加合作医疗证明就诊，由诊治医院确认其资格。住院治疗的就诊人员应在接受医院如实告知后，在如实告知登记表上签字确认。登记表作为原始凭证之一归入病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卫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4年12月25日起试行。
关于印发黄山市屯溪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黄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黄山市屯溪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黄政〔２００５〕２４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市屯溪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5年4月27日市政府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黄山市人民政府
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黄山市屯溪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黄山市屯溪区农民住宅建设的管理，保障城市建设有序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屯溪区行政辖区范围内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村改居后仍享受农民政策的居民户住宅建设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条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配套、统一分配、统一管理。以镇为单位，统筹农民安置区的布局和建设。规划重点控制区内集中规划建设农民安置区。规划重点控制区外，可以集中规划建设农民安置区，也可以在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施工图纸的前提下村民自建，由镇政府监督管理。
提倡和鼓励实施村庄归并整治和村庄改造，充分利用空闲地、旧宅基地和未利用地建住宅。
严禁城镇居民和外地农户在屯溪区范围内购地建房，严格控制零星建房。
第四条 各镇政府为农民安置区建设的项目业主，屯溪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职能部门集中统一办理农民安置区建设报建管理事宜。
第五条 市城市规划、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及区政府依据各自职责，依法共同做好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请条件和申报程序
第六条 农村村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新建、改建住宅：
（一）无房户；
（二）因结婚等原因，确需建房分户，原住宅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
（三）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破坏的；
（四）实施城市规划需要搬迁或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用，实行重置价安置的；
（五）经房屋安全鉴定机构鉴定，确认属于危房的；
（六）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住宅。凡将原有住房出卖、出租、改变使用性质或者赠与他人的，或在拆迁和原宅依法征用时，已实行市场价补偿的，不得再申请建住宅或申请农民安置区内住房。有现住房或已批准宅基地和安置住房的村民也不得再认购经济适用住房。
第八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村村民需建住宅或在农民安置区内安排住房的，应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由村委会组织讨论，讨论意见和上报名单须张榜公布。公布期满无异议的，经镇政府审核，将申报材料报区政府，由区政府会同市国土、规划、建设、房管等部门定期进行联合审批。
第三章 建设管理要求和标准
第九条 对不同区域农民建房的建设管理要求：
（一）近期需要拆迁改造的区域
1．本区域内不得进行改、扩、新建，在拆迁时统一进入安置区集中安置；
2．现有的房屋不得翻建。如经危房鉴定机构鉴定为确实存在居住安全隐患的危房户，并且经市房管部门和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审定，该危房户在中心城区仅拥有此一处住宅的，可以加固使用或先行进入安置区安置；也可由市国土部门经市政府同意后，先进行拆迁补偿或安置。
（二）需要拆迁改造但近期难以实施的区域
1．在该区域内不得进行扩建和新建，拆迁时统一进入安置区集中安置；
2．现有的危房原则只能加固维修。如经危房鉴定机构鉴定为确实存在居住安全隐患，需要拆除重建的危房户，并且经市房管部门和当地街道办事处（或镇政府）审定该危房户在中心城区仅拥有此一处住宅的，可先行进入安置区安置，也可在不扩大《房屋产权证》登记面积的前提下拆除重建。
（三）依据规划可以保留现状的农村居民点但需进行整治改造的，可以在对原居住点进行统一规划后适当新建和改造。
上述不同区域的划定，由市建设、规划、国土、房管部门与区政府定期公布。
第十条 不同情况下农民住房的建设标准：
（一）位于城市建成区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
1．此种情况下农民建住房一律按照公寓楼形式建设，每户参考建筑面积120㎡～140㎡，考虑道路、绿化等因素，户均用地面积约70㎡～80㎡；
2．拆迁安置可以按国家规定的货币补偿或产权置换方式进行。
（二）近期从事农业生产但今后有可能从事非农产业的
1．引导农民建房按照公寓楼形式建设，建筑面积同第十条第（一）款；
2．农民居住点在近期因城市建设需要可能有部分拆迁，有符合建房条件的建房户需要安置的，并且其在近期仍需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建一些联体小住宅，但在今后仍需按照公寓楼形式安排。联体小住宅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90㎡（含院落）；
3．拆迁安置以“拆一安一”公寓式安置和货币补偿为主，如安排有宅基地的按重置价补偿。
（三）今后较长时期仍从事农业生产的
1．此情况下的农民建房可以采用联体小住宅形式，少量的可以按照单门独院形式，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120㎡（含院落）；
2．拆迁安置采用安排宅基地重置价补偿方式。
第十一条 村民建房位置或房号应按照竞价择位的原则公开确定，禁止暗箱操作，筹措的资金全部用于农民新村配套设施建设。第四章 农民安置区管理
第十二条 规划选址与建设用地管理：
（一）农民安置区必须编制详细规划，详细规划未经审批的，不得批准建房；
（二）农民安置区选址、用地按下列程序办理
1．布点与选址。统一由镇政府提出申请，市城市规划局会同市国土、房管、建设、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共同到实地踏勘、联合审批，根据“中心城区农民安置区布点规划意见”选定位置，会审通过的，由市规划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提供规划红线图和规划设计条件；
2．详细规划编制、审批。按照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条件的要求，镇政府聘请有相应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进行修建性详细规划设计，经区政府职能部门审核后报市城市规划部门，由市城市规划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3．规划用地。由各镇政府依据批准的详细规划提出申请，经区政府职能部门审核后报市城市规划部门审批；
4．各镇政府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市国土局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第十三条 农民安置区建设工程管理：
（一）放线。规划重点控制区内，由市城市规划局牵头，区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到现场实地放、验线。规划重点控制区外，由区政府职能部门负责放、验线。放、验线后，市城市规划部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镇政府持有关审批文件向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质量监督等手续；
（三）竣工验收。项目竣工交付使用前，项目业主必须先向规划、房管、建设、国土、消防、供水、供电等相关部门申请验收，各部门依据各自职能进行验收，并办结单项验收手续后，业主单位向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综合验收备案手续。综合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四）经依法审批的宅基地，应持经批准的《农村居民宅基地申请表》和宗地图，向市国土部门申请办理土地登记，核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
第十四条 规划重点控制区外的零星农民建房由区政府职能部门和黄山市国土局屯溪区各乡镇土地所依照各自职责实施管理：
（一）由镇政府审核农民申请建房条件后报区政府职能部门；
（二）由区政府职能部门审核并备齐材料与市规划、国土、建设、房管等部门共同会审；
（三）由区政府职能部门根据会审意见组织零星农民建房统一进行图纸设计，统一组织申报有关规划、建管、土地和房屋产权等手续，并实施规划批后管理。
第十五条 农民安置区建设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了加强安置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倡“谁受益、谁投资”，多元化、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安置区基础设施。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市、区、镇有关部门应加强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日常管理，建立和完善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和制止各类违法建设行为。违法建设查处工作按黄山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凡批准农民建住宅或在安置区内安排住房的，由国土部门与农户签订旧宅基地收回合同，农户应按合同按时拆除旧房，交出旧宅基地。由国土、房管部门核销有关证件。凡未交出旧宅基地的一律不予办理新建住房土地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村民所建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发证以市规划、国土部门审批的标准为依据，产权证登记为集体土地性质，其产权转换、变更、注销的登记以及他项权利的登记参照现行房地产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黄山市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的歙县、休宁县和徽州区所属乡镇农民建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在我国，不少学者甚至法官都认为，“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可以上溯至罗马法的传统原则。实际上，罗马法虽然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但对后者绝非不救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记录了保罗（Pau-lus）、拉贝奥（Labeo）、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帕比尼安（Papin-ianus）等古罗马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见解，其中以保罗最为苛刻。然而，恰恰是保罗的意见为后世的注释学派所采纳，又经自然法学派的加工才形成了“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罗马法中，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是所有情况都适用，尤其不适用于物的权属的错误和非债清偿的案件类型。
法律错误的问题横跨民刑两大领域。在我国学界，刑法领域的法律错误虽未见诸任何现实判决却意外地获得广泛的关注，而在民法领域，尤其是意思表示领域，尽管司法实践中已出现了极富争议的判决，却未能吸引广大学者的眼球，相关案例如下：张某（被告）在外驾车忘记带驾照，遂托友人李某为其送驾照。返回途中，李某和张某分别驾车行驶时与诉外管某的车辆相撞，李某死亡。张某误以为自己对李某的死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遂与李某之妻王某（原告）签订了补偿协议。事后，张某经咨询得知自己对李某的事故不需要负任何赔偿责任，于是拒绝履行补偿协议。王某遂提起诉讼，要求张某履约。一审法院支持了王某的请求，张某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理解法律错误，存在重大误解，要求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张某和王某间的补偿协议有效，且张某对法律的理解错误不属于重大误解，据此驳回了张某的上诉请求。[1]对此，主审胡建勇法官在案件评释中写道：“在帝政时代的立法，将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认为法律上的错误一般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而事实上的错误又分为重要错误和次要错误，前者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产生影响，后者则对民事行为的效力不构成影响。罗马法中的错误范围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当事人的错误、标的物的错误、动机的错误等几类……我国的民事立法应确立‘法律不应原谅无知’之原则，明确地把错误区分为法律上的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并且规定法律上的错误并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上述案例反映的对法律的理解错误就属于法律上的错误，该错误咎由自取，不会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在该案例中法院没有采纳张某的错误理解，而判决张某仍就其自愿签订的经济补偿协议负履行义务。”[2]
令人错愕的是，法官认为张某“咎由自取”的理由不是知法推定、私法秩序或动机错误，而是诉诸罗马法的传统。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居然影响到了千年之外的中国的民事判决，并赫然成为法官价值判断的形成因素！学界中，主张法律错误不予救济的学者不在少数。[3]同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救济法律错误的阵容也日渐壮大。[4]如胡吕银副教授就主张，“法律服务的普遍性并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即使存在所谓法律服务的普遍性，也难以避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法律错误。可行的办法是采用德国学理的区分法，依对法律错误发生的不同情形，分两种方式处理之，”即将“非直接基于当事人的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为补充当事人意思而规定的错误”作为不可撤销的动机错误，而将“因当事人的法律行为直接发生的错误”作为可撤销的内容错误。[5]
无论学者对法律错误的态度如何，至少“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是源自罗马法的原则这一点几乎是定论，或者说是争论的理所当然的前提。[6]对此，从未有人抱有疑问，因为谁都未曾直观地展示过，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形态。[7]“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的法谚在古罗马就已经形成了吗？罗马法上，法律错误一律不救济吗？如果不是的话，那救济的和不救济的都是哪些案型？法律错误在近代民法学中又处于怎样的地位？这就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一、罗马法的“决疑论”特征和本文的方法
研究罗马法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因为罗马法有明显的决疑论特征。决疑论的思维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个案分析，即拒绝用一个抽象的规则统治变幻莫测的世界，构造上和英美法相近。正如古罗马法学家Javolenus所言，“市民法中，一切定义都是危险的。定义之后又不得不改废的不在少数。”（Javolenus, D. 50, 17, 202）因为情况稍有变动，法律概念或规则就不再适用。所以，罗马的法学家对概念形成持审慎的态度。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庞大的罗马法学著述中居然没有权利能力、物权、法律行为、意思表示等在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概念，也不难理解创造出诉权actio、抗辩exceptio、禁令interdictum、原状恢复in integrumrestitutio等诸多救济方案的罗马法为何总也提炼不出“权利”的概念。[8]帝制时期，法学家基本都是政治家，被赋予解答权，但法学家针对个案的解答并不意味着普遍的真理，而只是一个经验，一旦发觉经验带来了不当的结果，就会重新加以思考。这样，体系上的重复和矛盾或许难以避免，但决疑论式的构造能保证个案处理的妥当性。
决疑论成就了作为“善良与衡平之术”的罗马法，却也给后世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国法大全》编纂过程中所收录的法学家意见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抽象准则，而只是针对某一个案的结论。决疑论哲学支配下的古罗马法学家或许只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而未必有适用于一切情况的意图。因此，不分析法学家做出论断时脑中考虑的究竟是怎样的案件，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该论断在罗马法中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宽。因此，仅仅是在《学说汇纂》中发现了诸如“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Paulus,D. 22, 6, 9 pro.）之类的只言片语也未必能够得出罗马法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救济法律错误的结论。就罗马法研究而言，明确法学家是针对怎样的案件做出该结论的，可能比仅仅指出法学家做出了什么结论更有意义。尽可能将各个法学家关于法律错误的论断还原成具体的案例，再对案例进行背景分析和类型化，便是本文的研究方法。
二、古罗马法学家的诸见解—判断标准的问题
罗马法中，有关法律错误的记述主要收录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和《法典》第1卷第18章中。[9]
这里是《国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中关于错误的条文最集中的两处[10]前者由十条法学家意见组成，分别出自保罗（Paulus）、涅拉茨（Neratius） 、彭波尼（Pomponius）、泰伦提·克莱门斯（Terentius Clemens]、乌尔比安（Ulpianus）和帕比尼安（Papinianus）的著述，而后者由13条谕令组成。[11]本文所探讨的“法律的无知有害”的法谚脱胎于《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保罗的意见，因此本文以《学说汇纂》为研究的重心，必要时引用《法典》的内容。
（一）保罗的意见
保罗曾就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撰写过专著，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句被浓缩为“法律的无知有害”（error iuris nocet）的法谚，对后世影响巨大。下面是该法谚在罗马法上的原型：
Paulus, D. 22, 6, 9：法律的无知有害，而事实的无知无害，这是一般性规定（regula）。至于该规定在什么情况下适用，首先必须提到，未满二十五岁的人不知道法律是可以被宽恕的。还有，鉴于性别上的缺陷，女性也是一样。另外，只要不是违法行为，他们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遭受不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未满二十五岁的人借钱给家子（父权支配下的儿子·笔者注），他将得到救济，如同他未曾借钱给该家子一样。
§1作为士兵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根据皇帝的谕令无需家父的同意也可以继承，他可以以对法律的无知为由延迟继承承认的期间。
引文显示，保罗的意见由原则和例外构成：原则是“法律的无知有害”，例外是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保罗举的两个例子都是关于家长财产制的：罗马法中，服从于家父支配的家子没有财产上的能力，不能设定债务，也不能继承他人财产；但后来奥古斯都大帝（以下简称“奥帝”）例外地赋予身份为军人的家子以财产能力。[12]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错误：一是，某人借钱给家子，违反了禁止向家子贷款的马凯多元老院决议（Ulpianus, D.14, 6, 3 pro.），根据决议家子无须返还债务，这对贷款人极其不利（D. 22，6，9 pro.）；二是，如果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却又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承认继承的期限（D. 22, 6, 9, § 1）。就第一种情况，保罗认为，贷款人未满25岁，可以例外地获得救济，因为年轻人对法律欠缺理解力；同样的理由也及于妇女。就第二种情况，保罗认为军人应得到救济。虽然从此处读不出理由，但在《法典》第6卷中优士丁尼大帝（以下简称“优帝”）亲自给出了解答：“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当精通武器”（Justinianus,C. 6, 30, 22 pro. ）。[13]问题是，例外是否仅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
Paulus, D. 22, 6, 9,§3：拉贝奥如是说，一个人若能咨询他人或者他自己就通晓法律，他便会知道对法律的无知不会有利于他，那么，对法律的无知有害的规定才适用于他，使他蒙受不利益。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quod raro accipiendum est）。
这一段颇有争议，尤其是最后一句。这里，保罗引用了拉贝奥的观点，而拉贝奥讲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判断标准：行为人是否有接触法律的可能性。如果行为人自己不通晓法律，甚至没有咨询的可能性，那他对法律的错误应当被救济。可惜，拉贝奥没有给出具体的例子，不过乌尔比安在《学说汇纂》第29卷给出了例解：无经验的人或村夫野人（Ulpianus, D.29, 5, 3, § 22）。争议在于，保罗在大段引用拉贝奥的话之后却评价说：上述情况很少被认可。这一句话从上下文看十分突兀，被认为有篡改的嫌疑。[14]如果删去这句，保罗引用拉贝奥的意图就明朗了，即“法律的无知有害”虽然是一般性的规定，但适用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15]最后一句倘若不是篡改，例外的范围只限于25岁以下的年轻人、女性和军人三者。至于法律错误为何原则上不救济，可能是因为保罗在评价上将法律错误等同于重过失的事实错误。这一点正是后来的“不得以对法律的无知为抗辩”法谚的理论基点（见下文四（一）部分）。所谓重过失，指一般人都应知道的事情而行为人却不知道（Ulpianus, D. 50. 16. 213）。“严重的不注意相当于过失，重大的过失相当于故意”（Pau-lus, D. 50. 16. 226）。故意的错误（心中保留）当然无需救济，但重过失和故意之间能否轻易地划等号，实在值得推敲。
纵观整个《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不难发现，关于法律错误，“原则加例外”只是保罗的一家之言，各家各派都提出了独自的判断标准。下面依法条的排列顺序依次介绍。
（二）涅拉茨的意见
Neratius, D. 22, 6, 2：从任何方面看（in omni parte），法律的无知和事实的无知都不可同一而论。因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finitum ），而事实会骗过哪怕是最聪明的人。
涅拉茨也认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应予区分，理由是法律的“确定性”。但是，何为“确定性”？涅拉茨为什么认为法律有“确定性”？对此，罗马法学界颇有分歧。
Kunkel认为该条也来自于篡改，因为“in omni parte”的用法不自然。[16]对此Mayer-Maly反驳说，批准《学说汇纂》的《唐塔谕令》中明确写着：“神的事物如此完美无瑕，而人类的法律状态总是走向不确定，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Constitutio Tanta§18）由此可见，D. 22, 6, 2不可能是篡改的产物，因为《学说汇纂》的编者不会故意编造出一个和皇帝的谕令截然相反的条文。[17]依Mayer-Maly的见解，该条虽然不是篡改，但只是涅拉茨就时效取得（usucapio）的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欠缺普遍适用性。[18]与Mayer-Maly的出发点不同，Pringsheim从罗马法的实践性出发，认为“确定性”指的是法的封闭性，即数量上的有限性、绝对性、不向法解释开放，因为比起法解释罗马的法学家更重视事实的解释。[19] Norr认为“确定性”指有限性或终局性，原因是罗马法上习惯不是法源。[20]Greiner也认为“确定性”指数量有限、易于理解，并通过对涅拉茨意见的反对解释得出一个惊心动魄的结论：“法律是能够且必须确定的，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法律总是完备的。条文的作者恐怕是想说，如果法律一旦丧失了确定性，在某些特定的案件中法律错误也能得到救济。”[21]从上述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就“确定性”的含义存在一个交集：法律在数量上的有限性。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涅拉茨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纂《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22]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从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可以说，法务官法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如果脱离了这个前提，来到一个成文法爆炸、判例法盛行的时代，“法律有限性”的命题就大打折扣了。
（三）彭波尼和尤里安的意见
Pomponius, D. 22, 6, 3 pro：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jure suo），二者殊异。
彭波尼的这条意见极其难解，因为既没有阐明原因，也没有给出案例，似乎只是在抽象地强调：对自身权利状态的错误和对他人权利状态的错误有所不同。后来，注释法学派的学者从中抽像出所谓“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解释说只有外部错误才可以获得救济，因为错误必须是可以证明的，而内部错误不满足这个条件。[23]然而，根据Voci的研究，这里彭波尼只是在重述尤里安在《学说汇纂》第35卷第1章中的意见而已。[24]如果找出尤里安的相关段落研读一下，就会发现注释法学派的解读非常荒谬。
第35卷第1章第21条至第26条是关于遗赠条件的错误，与本文密切相关，这里选取其中的两条加以分析：
Julianus, D. 35, 1, 21：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譬如“倘若那艘船从亚细亚回来”或者“倘若Titius （虚构人物·笔者注）当上了执政官”，这些条件即便已经成就，只要继承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些条件就会妨碍其取得遗产。但如果条件是关乎法律的，那么只要条件成就效力就会发生，此外无需其他任何东西。例如，某人误以为自己还处于父权的支配下，但实际上他已经是家主了，此时误解也不妨碍他取得遗产。同理，被指定为继承一部分财产的人，即便不知道继承已经开始，也能够取得遗产的所有权。
这里，尤里安在就受赠人对遗赠条件的成就与否的错误和财产取得之间的关系陈述立场。众所周知，罗马法的古典时代前期，法学家分裂成两大对立阵营：萨宾派和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尤里安和彭波尼属萨宾派，拉贝奥和涅拉茨属普洛克鲁斯派；萨宾和尤里安是萨宾派的领袖，而拉贝奥被称为普洛克鲁斯派之祖。[25]两派冲突之处甚多，本条所涉及的“遗赠的条件成就时，若受赠人不知继承已开始，他可否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萨宾派认为当然可以取得，而普洛克鲁斯派则认为受赠人必须有接受赠与的承诺。[26]这里，尤里安论述显然是在前者（当然取得说）的基础上展开的。
受赠人不知道条件已成就，这在尤里安看来是一种错误。尤里安认为，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他人的事实关系，如“Titius是否当上了执政官”，那么他的财产权取得将受到妨碍；如果受赠人的错误是关于其自身的法律关系，如“继承是否已经开始”，那么他将直接取得财产权。因为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会自动依法发生效果，无需“受赠人的认识”或“受赠人的承诺”等额外因素。比如，受赠人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家主，无需家父的同意即可继承他人的财产，这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此时，我们得到一个惊人的结论：当受赠人对条件的成就发生错误时，法律错误会带来利益，而事实错误反倒难以救济。当然，尤里安也没有说法律错误就一律应该保护。不妨再看下面一条：
Julianus, D. 35, 1, 22：丈夫以妻子不再婚或如果再婚就将财产交给Titius为条件，将财产遗赠给妻子。这种情况下，妻子即使再婚，也可以主张遗赠财产上的权利，而且财产的信托不会被强制执行。这是一个明确的规则。
这一条是关于附解除条件的遗赠的效果。罗马法上有一条铁则，叫“一旦是继承人，永远是继承人”（semel heres semper heres），禁止遗赠人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如果附了解除条件，条件被抹除，变为无条件的遗赠。[27]因此，D. 35, 1, 22中的妻子即便再婚，也不必把财产交给Titius。但如果从遗赠人的角度看，他不知道法律禁止遗赠附解除条件，这显然是法律错误。如果法律规定附解除条件的遗赠无效，那就意味着救济法律错误，但如果法律只规定遗赠变成无条件的，则意味着不救济法律错误。
上述分析显示，尤里安的观点中，可救济和不可救济的法律错误兼有之。尤里安在说“条件是关于法律的还是关于事实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时，他所针对的仅仅是“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这种案件（D. 35, 1, 21）。法律上的条件一旦成就效果会自动发生，行为人是否意识到条件成就不影响所有权的取得，这一点区别于事实错误。此时，法律错误不会给行为人招致任何不利。但如果案件类型有所变化，结论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反转（D. 35, 1, 22 ）。这样解释才符合罗马法的决疑论特质，过度的抽象是徒劳的。
比照尤里安的意见，彭波尼的态度就明朗多了。彭波尼在说“不知道他人的法律或事实关系和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两者殊异”时，其重点并不在“他人”和“自己”上，只是针对“遗赠的受赠人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的案件，而且此时法律错误并不会给受赠人带来任何不利。后来的注释法学派将彭波尼的意见抽象为“内部错误”和“外部错误”，并借此主张对“内部错误”不予以救济，不免有误读之嫌。
（四）帕比尼安的意见
Papinianus, D. 22, 6, 7：对法律的无知不会给想获利的人带来利益，但也不会给请求返还的人带来损害。
Papinianus, D. 22, 6, 8：事实错误无害，哪怕是男性，也无关乎损害或是得利；法律错误有害，哪怕是女性，只要是关乎得利的：总之，只要是关乎避免自身损害的，即便是法律错误也无害。
如果将“法律错误有害”理解为罗马法的原则，那帕比尼安的意见无疑向这一结论投下了巨大的问号。帕比尼安也承认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确有不同，但法律错误可否救济须遵循以下标准：是想获利的人，还是想避免损害的人。逸失利益不予救济，实际损失则有可能。比起保罗的“原则加例外”，帕比尼安的标准更具冲击力。但不同于保罗的是，《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只摘录了帕比尼安的两条结论，而且未辅之以例解，这严重影响了后世对帕比尼安思想的解读。这里，笔者从第22卷第6章之外选取了帕比尼安关于法律错误的另外三条意见，以解明帕比尼安的意见针对的是怎样的案件。其中，Ulpianus, D. 16, 1, 6和Papinianus, D.16，1，7是不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Papinianus，D. 31，79是救济法律错误的情况：
Ulpianus, D. 16, 1, 6：当保证人受一位母亲的委托为她不在家的儿子的财产管理人做保（intercessi）时，试问，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对保证人是否也有效？帕比尼安在《质疑录》第九卷说，保证人可以援用抗辩。考虑到他们作保是受母亲所托，即便是为财产管理人作保也没有差别。帕比尼安又补充说，如果保证的相对人不知道保证人的担保是受母亲的委托，那么保证人的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会遭遇抗辩的恶意反抗辩。
Papinianus, D. 16, 1, 7：因此，如果对方提出抗辩的恶意反抗辩，保证人基于元老院决议的抗辩就会失效，即便是这样，保证人对母亲不能提出反抗辩。因为他不可能以对事实情况无所知为理由。但是，赋予保证人以对财产管理人的无因管理之诉应不会有违公平，因为依据元老院决议委托无效，而财产管理人也因此不必付钱给保证人。
Papinianus, D. 31, 79：寡妇以遗产信托的方式从丈夫那里得到了一块土地，信托的内容是寡妇在死亡时将该土地留给丈夫的解放自由人，而寡妇临终时却将土地的果实留给了自己的解放自由人。基于男庇主的遗嘱本应主张土地上的权利的自由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长期以来和其他自由人通过收获土地的果实生活。确定的是，自由人基于第一个遗产信托的请求，不因这一点（不知道自己的请求权·笔者注）被剥夺。
先看不允许救济的法律错误。D. 16, 1, 6和D. 16, 1, 7讲述了同一个案件，该案起因于罗马法对女性的歧视（保护）。公元46年，威雷亚努姆元老院决议（SC Velleianum）禁止女性为他人作保。[28]这样的背景下，D. 16, 1, 6中的母亲甚至无法为儿子的财产管理人作保，只得委托他人。倘若是普通的委托，受托人在完成委托事务后，对委托人享有费用偿还请求权（actio mandati contraria）。但本案的委托人是妇女，如果受托人（保证人）在完成委托事务（担保债务）后仍然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费用偿还的话，这和母亲自己作保没有区别，违反了元老院决议的宗旨。根据决议，母亲对受托人（保证人）有一个抗辩权（exeptio SC Velleiani ）。结果，受托人（保证人）承担了债务，却无法请求费用偿还。帕比尼安认为，受托人（保证人）当然可以援引元老院决议作为抗辩，但债权人也会提出恶意反抗辩（replicatio doli）：受托人（保证人）既然明知委托人是女性，那为什么还要接受委托，缔结一个有瑕疵的保证？这就是文中所说的“抗辩的恶意反抗辩”。同样的反抗辩，受托人（保证人）却不能向母亲主张，因为他知道委托方是女性，却不知道如果女性有抗辩权：这不是事实错误，而是法律错误！这种情况下，受托人（保证人）得不到来自错误制度的救济，只能在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之后向财产管理人提起无因管理之诉。这里的受托人（保证人），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想获利的人”。对女性的费用偿还请求是法律所禁止的利益，主张对法律的错误不会使该利益起死回生。
接着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D.31, 79中，丈夫在临终时将土地留给妻子，但不希望妻子随意处置，而是希望她最终交给自己指定的解放自由民。问题是，丈夫的希望如何实现。上文中提到过，丈夫不能说“如果你不愿把土地交给自由人，那遗赠就无效”，因为遗赠不能附解除条件，所以丈夫只好寄希望于妻子的“信义”。这种将寄希望于受赠人的“信义”的非要式死因赠与行为，称为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29]共和制时期，罗马法始终坚持认为“希望”不能转化为受益人的“请求”，但自奥帝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Inst. 2, 23,1; 2,25 pro.）。在这样的背景下，D. 31, 79中的自由民根据特雷贝里元老院决议（SC Tre-bellianum）本来有权请求遗产，但出于对法律的无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权利，默默接受了女庇主的临终安排，导致权利失效（longi temporis praescriptio ; D. 23, 2, 57）。这里的自由民，就是帕比尼安所说的“请求返还的人”。依据法律，作为男庇主的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请求遗产，即便他不知道赋权规范的存在也不应因此遭受损害。
帕比尼安在D. 22, 6,7/8中所区分的“想获利的人的法律错误”和“请求返还的人的法律错误”，或可还原为“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D. 16, 1, 6/7）和“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D. 31, 79）。此时会发现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对法律错误的判断标准尽管措辞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就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就不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遗赠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的案件，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保证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女性作保的案件，两者都是“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是一致的！[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31]
（五）小结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涅拉茨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原因在于法律的“确定性”；彭波尼和尤里安认为，行为人对自身权利状况的错误可以获得救济，例如，受遗赠人即便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也不影响遗产的取得；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的观点虽然措辞不同，但在案件处理上是一致的，即“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予以救济，而“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
三、罗马法上法律错误的诸类型—适用范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