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09:47:21 浏览:9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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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
交通部
交通部文件
交公路发[2002]295号
关于印发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交通厅，北京市交通局，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公路监理市场的管理，规范监理市场，部制定了《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知部公路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总体要求，部决定在去年全国交通系统开展的公路建设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的基础上，2002年对公路监理市场开展一次专项的治理整顿工作，使工程监理单位和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监理市场的秩序明显好转，并为“十五”后三年监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公路建设的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公路监理市场现状
1、公路监理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起步早、发展快，已基本形成了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为加快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做出了贡献。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有60000余人接受了系统的监理业务知识培训，其中12000余人取得了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监理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14000余人取得了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217家单位取得了甲、乙级公路工程监理单位资质，225家单位取得了丙级监理单位资质。大中型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实行了监理制度，并通过招标投标择优选择监理单位。1999年以来全国交通系统开展了连续三年的“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监理单位和人员素质得到提高，质量和合同意识得到增强，监理行为逐步规范，促进了工程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为培育和规范公路监理市场，交通部颁布了《公路工程施工监理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暂行规定》、《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等规章和规范，初步建立起公路监理工作的法规标准体系框架。各地交通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管理细则，做到了监理管理工作的有法可依。
３、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路监理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监理队伍发展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监理职业化程度很低，人员无序流动比较严重；监理企业自律意识不强，管理松懈；现场监理水平差异大，管理深度不一；监理市场的招标投标行为不规范等。因此必须对监理市场进行治理整顿。
二、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点
４、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是“整顿和规范公路建设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02年全国交通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的通知》精神，本着目标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得力、监管有效的原则，将公路监理市场秩序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纳入今年工作计划，要整顿与培育并重、规范与引导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近期与长远并重。今年公路监理市场整顿的主要目标是：形成监理单位与监理人员之间相对固定、相互负责的法定合同关系，基本解决人员无序流动问题；主要监理岗位必须由监理工程师执业上岗，监理行为基本规范；严格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建立起“有进有出、有升有降”的动态资质管理机制；加强对监理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理招投标行为。
５、治理整顿工作总目标：到“十五”末，基本形成齐全完整、科学有效、层次界面清晰的公路监理法规规范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竞争，造就出一批能适应公路建设发展需求、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度高、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骨干监理单位；培养锻炼出一支经验丰富、素质高、能满足不同专业技术需求的职业监理工程师队伍，监理人员按市场需求有序流动，工作处于动态监控之下；现场监理能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人员到位、职责到位，对工程质量、进度、费用实行有效控制；监理招投标行为更加规范，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真正形成一个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公路监理市场。
三、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的工作要求和措施
6、清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世贸规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标准。2002年部将修订和出台《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和《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各地也要开展对现有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对不符合国家、部有关规定的应进行修改。
7、对公路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进行核查,清理监理队伍，并实行监理企业年检制度。要按照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对已取得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核查。监理单位必须有固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力量。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条件和设备。对无基本力量、管理混乱、盲目承揽监理业务、严重扰乱监理市场秩序或近年来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理单位限期整改并予以延期、降级或吊销资质的处理。
8、实行监理工程师执业登记和年检制度，加强对监理持证人员执业行为的管理。从今年起，凡持有交通部公路工程监理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者必须依托监理单位并通过省级交通(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执业登记和年检后，方可从事监理业务。
9、要加大执法力度，查处违规行为。各交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切实解决重检查、轻处罚的问题。对出卖和伪造监理资质证书、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监理合同、转包监理业务、履约能力差、管理混乱、由于监理责任导致工程质量事故的监理单位和人员，必须依法予以惩处。
10、各质量监督机构要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路工程部分）》的要求，加强对监理工作质量的管理和监督。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监理企业和人员的工作状况和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11、加强监理市场的动态管理，对有重大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黑名单”制。要按照部建立公路建设动态信息管理和《关于建立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执业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厅公路发[2001]469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监理人员执业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监理管理信息数据库，发布监理单位和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业绩。
12、推行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制度。对监理工程师资格评审制度进行改革，下半年在四个省区组织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试点，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将视情况尽快全面推广。
13、组织开展对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和项目法人执行监理制度情况的专项检查。检查的重点是监理招投标工作、监理合同的执行情况、监理人员的执业行为、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控制效果等。要做到项目法人与监理的职责界面清晰；监理招投标工作和监理合同规范；各监理单位派驻建设项目现场的高级驻地、副高级驻地和重要岗位的监理人员必须由持部监理工程师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书并进行执业登记的人员承担，其它岗位的监理人员必须持监理员证或培训证书上岗；各种重要文件的审批、质量和支付签认应由持监理证书的人员负责；监理现场管理制度健全；工程质量处于可控状态。
14、公路建设全面实行社会化监理。今年新批准立项的公路建设项目(除技术含量高、工程复杂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外)总监、驻地等各级监理机构必须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有资质的社会监理单位承担,项目法人不得通过临时拼凑人员组成总监办、变相搞内部监理，否则将取消其项目法人资格。
15、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在管理监理单位资质时，要遵守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加大对监理单位在申请设立、定级、升级过程中的审查力度，公开办事程序和要求，接受社会监督，实行监理资质审查结果公示制度。对审查人员暗箱操作、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16、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公路监理市场。交通部和各省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审批的单位资质是进入公路监理市场的有效凭证，任何单位不得搞重复登记。不得制订歧视性政策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承担监理任务。对有上述行为的，监理企业和个人有权向有关单位进行举报和提出申诉。
17、要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要求，结合施工监理的特点组织招投标工作。实行监理公开招标的公路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必须在国家指定的媒体上发布。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必须办理审批手续。监理标段的划分要体现规模经营的原则，对技术不复杂的高速和一级公路工程标段长度原则上不应少于30公里。监理人员的配备应体现素质优先的原则，一般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按0.8-1.0人/公里、二级以下公路按0.5人/公里配备。
18、规范监理招标文件的编制行为和投标行为。二级及以上公路和特大桥梁、长大隧道工程项目应采用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范本》编制招标文件。监理单位必须信守承诺，按照工程要求选派的主要骨干力量，不得随意更换，并严禁压价竞争。对压价竞争、频繁更换监理人员特别是监理骨干的单位，要作为其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并依法处理。
19、加强监理评标工作，确保评标的公正性。评标原则和方法必须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不得在开标后制订新的评标标准。评标的重点要放在监理力量的配备、监理技术方案等，突出监理工作技术、知识密集的特点。要严格按照“专家评标、招标人定标、政府监督”的原则确定中标人。评标委员会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2/3，国道主干线和国家重点项目评标专家必须从交通部评标专家库中抽取。
20、加强监理招标投标工作的监督。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监管职责，维护监理市场竞争秩序。国道主干线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监理招标文件、资审结果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后报部核备。评标工作结束后7天内评标专家应按项目管理权限向交通主管部门报告评标工作情况。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对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责成招标人依法重新招标。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职务犯罪、失职渎职、工作不力、消极应付的责任人，要视情节追究法律或行政责任。
21、推动监理单位转变企业机制。各地要按照中央关于抓大放小、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要求，积极引导监理企业按照有限责任等形式进行转制，并逐步与主管部门脱钩。要通过建立监理人员与监理企业更加密切的利益关系，吸引高素质人材，监理企业的出资人应以监理骨干为主。监理企业要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拓宽业务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
22、要结合监理单位的特点，树立品牌意识，提高企业信誉，完善监理企业管理制度。监理企业要开展适合监理企业特点的管理制度建设和质量体系认证工作，提高监理企业的自控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3、继续加强监理人员业务培训工作的管理。各省级交通(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应根据当地建设项目需求和监理人员总体水平举办“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培训班”和岗前专项短期培训。今年起部质监总站将定期与授课院校签定委托书。培训工作必须做到计划周全、教材可行、教师称职、管理严格、档案齐全，严禁擅自扩大培训规模、培训教师东拼西凑、压缩教学时间、考试作弊和冒名顶替及乱收费等问题出现。违反上述规定的，暂停责任单位举办或讲授监理业务培训的资格并予通报，对负有责任的授课教师取消其授课资格。
24、广泛开展对监理工作的宣传活动。各地、各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公路建设项目为载体，采取报刊媒体征文、知识竞赛、评选优秀等活动，宣传工程监理在质量管理工作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社会对监理工作的认知度，增加监理的责任感，起到社会监督作用。同时也可通过评比对监理单位、现场监理机构和监理人员实行奖优罚劣，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25、继续开展监理行业发展政策的研究。部将抓紧制定监理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政策，积极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监理工作的发展方向。
四、治理整顿实施步骤
26、监理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3-5月为筹划调研阶段，部起草治理整顿实施意见和相关标准，并分片区召开调研座谈会征求意见。6月为宣传部署阶段，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搞好思想发动，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同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7-12月为检查落实阶段，通过各地区自查、互查和部统一组织抽查的方式，发现并查处监理市场中违法、违规问题。明年1-2月为总结阶段，各地要在1月底前对本省的监理市场治理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上报交通部。部将对全国的治理整顿情况进行汇总，并予以通报。要通过一年的重点清理整顿，做到摸清家底、净化市场、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为监理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内容提要: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能彻底解决不当得利识别困扰，而且还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独立但“谦逊”的地位，故为当前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冲突立法之主流。我国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并未真正采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而以“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代之，这在冲突法层面和实体法层面都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对该法第47条中的“意思自治”和“发生地”作适当的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动中，很多行为和事件都可能诱发财产的不合理流动，从而构成涉外不当得利事件。例如，在备用信用证关系中，如果在开证人未违约的情形下，开证行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款项，则开证人可以选择追究开证行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受益人主张债权。而相当一部分的不当得利，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相竞合，例如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自始无效情形下的预付款返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等。如果在不当得利、合同与侵权之中选择不同诉因，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进而导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不同判决，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当得利冲突规则的研究意义，已经溢出了不当得利本身，涉及到整个债权冲突规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该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冲突规则，填补了这一领域长久以来的立法空白。该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之规定，较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55条“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1]立法大槌虽已落下，然笔者仍不揣冒昧，来回巡视于实务和学理之间，拟从该法第47条在具体适用中的逻辑困扰入手，对该条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学术批判，并就司法解释层面的补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为不当得利冲突规则更趋完美而贡献浅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A国自然人甲和B国乙公司在B国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乙按照约定，在B国将货款汇款到了甲在B国某银行账户。后查明，依据C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自始无效，并产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国家之外并无“经常居所地”；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国自然人丙和D国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丁支付了货款。后查明，丙依其属人法E国法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绝追认丙丁之间的合同。但C国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较E国法宽松。按照C国法的规定，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认为甲乙仅就合同约定了准据法，而非就不当得利约定准据法，且这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准据法应为“发生地法律”即B国法。然而，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产生了准据法适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准据法认为合同无效，产生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准据法又认为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
在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和不当得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逻辑困扰。究其原因，乃是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法律事实之间在产生渊源方面的因果关系所致。这在实体法层面体现为“责任竞合”现象，即“肯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独立性，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原则上得与其他请求权竞合并存，由当事人选择行使之”[2]；而在冲突法层面，这首先会导致“识别困扰”，即以不同的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会得出不同的识别结论。由于不当得利和作为原因关系的合同、侵权通常有着不同的冲突规则，所以，“识别困扰”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同一事实适用不同准据法，进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样出现“循环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们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3]，使双方约定的合同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逻辑困扰呢？在案例二中，我们将C国法作为不当得利准据法，却还是发现，根据C国法，丙丁之间合同关系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可见，即便是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也不能彻底克服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决上述逻辑困扰，统一不当得利的识别标准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当得利在各国法上规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渊源与技术上之困难，目前要在实体法或国际私法上，建立各国均可接受的统一或独立的不当得利概念尚无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决“识别困扰”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即便统一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依据，将案件无论识别为合同之债，还是不当得利之债，上述逻辑困扰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兼容的冲突规则以适用于竞合状态。[5]而这条兼容的冲突规则，既要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又不能损害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如果以这两点作为标准，“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除此之外，在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大陆法系式”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亦是“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原因。
（一）识别困扰的解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在冲突法层面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上文提到的识别困扰，英美法系采用的灵活开放系属公式，对于任何事实问题都不需要经过识别，而直接适用统一的冲突规则：即寻找与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过了识别这个步骤，从而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矫枉过正，依然无法摆脱其不明确、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点。换言之，弹性选法方法虽然有效地避开硬性冲突规则，及其所必经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选择之僵化现象，但无论重心说、适当之法说或最重要牵连关系说，显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冲突规则中，各连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异，准据法选择标准又过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缺乏外在约束，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当得利冲突规则领域，大陆法系学者最终没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是直接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指向原因法律关系，即形成“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弹性选法方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样，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妥善地解决了“识别困扰”[8]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冲突立法趋势角度的科学性考察
受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影响，传统冲突规范一般只选择代表连结对象“本座”的一个连结点。但由于个案案情纷繁复杂，传统冲突规范在选择连结点时放弃诸多而只择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僵固机械的烙印。因此，当代国际私法学界引发了软化传统冲突规范的趋势，采用“最密切联系”等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就是其中一个软化处理的途径。[10]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立法的趋势，它不仅仅只是“贯穿整体冲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选择方法……更应是一项指导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11]
如前所述，笼统地规定涉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非解决上述识别困扰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当得利关系，各种各样，未必单纯一律”[12]，依其产生原因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如错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三种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后者可分为侵害他人权益、支出费用偿还和求偿三种不当得利具体类型。[13]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不当得利类型，要在传统冲突规范的模式内，寻找能充分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作为回应，并非易事。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所倡导的准据法选择过程，是以考量发生“原因”这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的，所以，它消化了传统冲突规范在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承受的张力。换言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若不当得利系当事人之间先前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结果，那么，不当得利与该原因关系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关联，而从法律层面看，支配该原因关系效力的法律，又是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较之其他准据法，与不当得利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14]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冲突立法，“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更能体现、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合理性的实体法解读
民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因而实体法上不当得利的价值、定位及制度体系，会对冲突规则的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大陆法系冲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但“谦逊”之定位。
首先，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当性（或者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产生返还请求权的基础[16]，这也是不当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着眼于“原因”这个核心要素，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体现于整个准据法的选择过程，故而与实体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还体现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独立但“谦逊”之定位。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无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笼统的某个概括的理由。在实体法上的这个“非统一说”[18]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仅不是法律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或衡平之万灵丹，也无意以后起之秀之态势，掠取其他更源远流长之制度之适用范围；而是定位在比较‘谦逊’之角色，补充其他规范之不足；承认其仅从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损益调整，则自可将因债权之法律关系而生之部分，划归其他选法规则之适用范围。”[19]采用原因关系准据法，使产生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适用支配原因关系效力的准据法，解决了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其独立性和补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达。[20]
综上，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且无损于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21]，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冲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系“独立”法定之债，这就要求有“独立”的不当得利冲突规则与之匹配。从形式上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虽然将不当得利法律冲突“转致”原因关系准据法，但其仍然具备冲突规则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独立性；而从实质内容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系基于对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细致考量，而为之“度身定做”的冲突规则，既非抄袭冲突法的其他领域，亦难为其他领域所仿效。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都算作与实体法上不当得利之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且“特征化”的冲突规则。[23]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之本质与检讨
吉林市联合运输管理条例
吉林省吉林市人大常委会
吉林市联合运输管理条例
吉林市人大常委会
1998年9月24日经吉林市第十二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经1998年11月28日吉林省第九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联合运输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旅客、货主、承运人及其代理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联合运输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联合运输（以下简称联运），是指通过两种以上（含两种）运输方式或两程以上（含两种）运输方式或两程以上（含两程）运输的衔接协作，完成旅客或货物运输服务。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联运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联运经营者）及与联运经营活动相关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市、县（市）人民政府联合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联运管理工作。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联运监督管理的日常工作。
工商、交通、铁路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联运管理工作。
第五条 联运经营者及与联运经营活动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二章 联运经营审批
第六条 开办联运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具备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场所、仓库、设备、资金和专业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开办联运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须按国家和省规定向联运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文件和材料，经审查合格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
第八条 联运经营者合并、分立、迁移、歇业、停业或者更名和变更经营范围的，必须提前30日报原审批部门核准，并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旅客和货物联运
第九条 联运经营者可以从事下列联运业务：
（一）办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的集装箱、整车、零担货物和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国内段）的中转、换装、接取、送达等业务，以及以上业务中的货物装卸搬倒、包装整理、仓储堆存、货物配载和信息咨询；
（二）企业自备铁路货车租赁，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有偿共用及租赁；
（三）铁路车站、民航站、港口到发货物集散运输；
（四）办理客票联售、旅客联运、包裹联运业务。
第十条 各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运输企业对联运经营者申报的集装箱、整车、零担货物联运计划应当及时受理。
联运计划一经批准，联运经营者应当按计划备好货源，及时装运。
第十一条 联运经营者在受理、承运、验收、中转货物时，必须依照联运合同的约定办理，并详细编制货物交接记录，随货票同行，与收货人准确交接。
联运经营者受理的联运货物发生损失或未按时完成货物联运的，按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协调货物到发量大的港站和企业开展运输协作。合理调配运力，加快货物疏运。
第十三条 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应当结合实际需要组织建立联运交易场所和货物联运配载中心、集装箱中转（集散）站，建立跨区域运输网络，加强跨区域运输协作。
第十四条 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应当搞好联运售票网络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开展联运售票业务，方便购票。
第十五条 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好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城市客运等企业的旅客运输，加强协调、指导、监督，保证旅客安全疏运。
第四章 铁路专用线和专用铁路
第十六条 实行铁路专用线有偿共用的，产权单位必须向当地联运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并与铁路车站、用户签订协议。
第十七条 年货物到发最达到一万吨以上的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的产权单位，应当按规定确定专门人员负责组织到发货物的及时装卸。
第十八条 市、县（市）联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本地区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运输的协调工作，搞好运输衔接协作。
第五章 价格规费管理
第十九条 联运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配合物价部门根据国家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对联运服务收费运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条 联运经营者必须按规定收取服务费，不得自行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强行服务收费和不服务收费。
第二十一条 联运经营者在经营中必须按规定使用《全国联运行业货运统一发票》。
联运管理机构要严格管理《全国联运行业货运统一发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印刷、转让《全国联运行业货运统一发票》。
第二十二条 联运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缴纳各种规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按下列规定处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违反第七条规定，未经审查合格从事联运经营活动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的罚款；
（二）违反第二十二条规定，联运经营者不按规定缴纳各种规费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四条 联运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务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
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吉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