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股份公司“小金库”买私车构成何罪/李旺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6 09:13:09 浏览: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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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股份公司“小金库”买私车构成何罪
作者：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2001年10月19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义支公司经理王某某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虚假列支的手段，以“付北京春畅旅行社会议费15万元”为名，从本单位支出15万元，当日指使他人将其中5万元存入农行个人存折，同年10月29日用于个人购买轿车。2001年10月26日，王某某又利用职务之便，从北京市腾丰禽类加工厂（太平洋保险公司顺义支公司“小金库”）帐户上私自挪用公款24万元，用于个人购买轿车。
二、分歧意见：
在如何认定王某某利用“小金库”买私车的性质上，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理由是：1、从犯罪主体看，王某某在国有公司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2、从犯罪客体看，王某某将公司财产转为自己名下的私车，完成了对公共财产的占有；3、从犯罪主观方面看，王某某指使朋友将“小金库”的资金转存其它帐户，具有非法占有的直接故意；4、从犯罪的客观方面看，王某某利用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以虚假列支、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国有财产据为己有。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1、主体和客体与上述贪污罪认定理由大体相同。2、主观方面王某某有归还的意图，并于事发后积极退赃。3、客观方面王某某的挪用款项都在公司入了帐，买私车也是为了方便工作。
第三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1、从犯罪主体看，王某某所在公司并非国家完全控股，王某某是受聘行使管理职权，并不存在国有公司的委托关系；2、王某某之行为是暂时使用公司的“小金库”，从积极退赔的表现看具有归还的意图。
第四种观点认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理由是1、王某某确实不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王某某多次利用虚假列支、虚开空白发票等手段骗取公司财产划归私人占有，侵犯的是财产的所有权，而非使用权。
三、倾向意见：
笔者认为在此案中，王某某利用股份制公司“小金库”买私车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首先，认定王某某行为的性质，必须搞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国有公司”如何认定？
在“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中，第一类是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第二类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两类人员的具体确定，都涉及到国有公司的界定。
我们可以从王某某所在公司的章程中找到线索。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太平洋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95％，申能集团、云南红塔集团、上海烟草集团等四家公司控股5%，顺义支公司是其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很明显，王某某所在的公司并非是国家完全控股的股份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是否具有代表国家行使经营、管理职权的资格是衡量国有公司、企业中工作人员是否为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标志，同时是否代表国家，并不能仅以其经营、管理的对象是否为国有财产来区分。
（二）受委派从事公务人员（即委托关系）如何认定？
认定刑法第九十三条的“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关键在于正确理解“委派”。这里的委派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主体特定。就此案而言，委派的主体必须是国有公司。第二，方式有效。一般采取书面形式确认其意思表示。第三，内容合法，即委派方的内容没有超出委派方的职权范围。第四，目的特定。即委派的目的是从事公务活动。第五，具有隶属性。即受委派人要接受委派人的领导、管理、监督。
从法院认定的证据看，王某某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五日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九九八年八月被聘任为顺义支公司经理，公司为王某某提供在岗的必要工作条件并支付王某某的工作报酬，同时附有其公司人力资源部证明、聘任文件、劳动合同书及岗位责任合同书。以上证据证明，王某某的经理职务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聘任的，故不存在委派关系中的行政隶属性。可以看出，王某某地是受非“国有公司”的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资金归使用构成犯罪的，应以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该批复也明确表明，仅仅经营、管理的对象是国有资产，但不具有代表国家从事管理职能性质的活动，不能视为“执行公务”的行为。因此，从犯罪主体来看，王某某不符合构成贪污或挪用公款罪的指控。
（三）王某某在农行的个人存折是否是公司的“小金库”？
北京市腾丰禽类加工厂帐户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小金库”我们并无异议。因为有该厂副厂长仇某的证言和往来记录佐证，此帐户全部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款，并没有别的单位的钱，设立的目的是用于支付公司正式账上“不好走”的奖金、手续费等开支。
而王某某在农行的个人名义存折（帐号是：639－827－809－00001541－2）是否也是其公司的小金库就值得研究了。第一，此存折一直只有作为经理的王某某一人经手，就连公司的会计、出纳都不知道。第二，王某某声称此存折是为了公司倒现金用的，一九九七年交办赵某去开户的，赵某承认有这么回事，但开户后就交给王某某使用了，而且王某某一直谎说存折在会计那里，而直到自己被捕前一个月，王某某才将一个帐号为11－120601100009158的帐号交给会计保管，并未说此存折的性质。第三，此存折里并不全是公款，其中一部分是王某某私人的存款，也用于购买私车的花费。第四，王某某在反贪初查时交代此存折是自己的，其中的五万块钱是广州的朋友给的，但在审查起诉时王某某翻供了，坚持说这个个人名义的存折也是公司的“小金库”。
我们首先认为，认定王某某在农行的个人存折是否是公司的“小金库”并不能只看王某某个人的供诉和一个证人的证言，应当重事实，从证据出发，王某某在农行共办了三个个人名义的存折，我们应当根据每个存折的往来业务来判断它的性质；其次，王某某前后的口供不一致，有想逃避贪污罪指控的意图，从而避免数罪并罚的主观故意；而且将私人的钱与“小金库”的钱混用，又用这些钱购买私车和办理购车的中介费用，其坚持的此存折是“小金库”的说法很难自圆其说；最后，此存折开户五年来，会计却毫不知情；王某某一人经手用其倒公司现金，办理此存折的存取却又通过其朋友高某来完成，可以看出这些帐目王某某并不想会计和公司他人知道，而多数用来从事私人的业务往来从中获利，这种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正好表明了王某某占有公司财产的故意。
（四）王某某的行为侵犯的是公司财产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
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和第二百七十二条的有关规定，挪用资金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主要在于：（1）对象不完全相同。挪用资金罪对象只能是本单位资金；而职务侵占罪对象，除了本单位资金外，还可以是其他财物。（2）行为不同。挪用资金罪只是暂时占有、使用单位资金，因而只是侵犯了单位资金的占有权与使用权；职务侵占罪是将单位财物据为己有，因而侵犯了单位财物的所有权主体整体。（3）故意内容不同。挪用资金的行为人只有暂时占有、使用的故意，主观上具有归还资金的意图；职务侵占罪的行为人是不法所有的故意，不具有归还的意图。
根据上面的对比，我们分析一下王某某的行为。王某某用“以付会议费”虚假列支、开空白发票兑换现金发票，这些手段都是以秘密的方式来骗取公司的财产，就连公司会计和其他人员都毫不知情，更符合职务侵占的行为特征；王某某委托搞建筑公司的好友高某来办理私人存折的业务，就是不想公司其他人知道其秘密的行为；其所谓的“用小金库购买私车”既没有通过领导层决定，也没有走会计帐面，完全是在秘密的私人运作下完成的；支付的车款中，不仅有腾丰禽类加工产“小金库”帐户的钱，还有自己提前一年预支给自己的车补五万元，这种提前预支车补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也是违法和违纪的。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资金罪。王某某是否具有归还的意图呢？我们还是从王某某的行为中找答案。第一，从王某某的口供上看，他说“用这笔钱时，我开始也有过思想斗争，想到要还，但后来看没人管也没人问，我就不想还了”。这些话正是王某某内心蜕变的心理过程，由于王某某的一手遮天和公司的监督乏力，王某某由挪用的故意演变成占有的故意；第二，从办案的情况上看，当反贪局介入侦查时，王某某担心腾丰“小金库”现形，于是伙同他人做了十五万元借据的假帐，由于忙中出错，把二十四万元的支出写成了十五万，此举也正好成为查账突破的关键。然后王某某才交代了贪污五万元存入农行个人存折和挪用九万元购买家人保险的事实，只不过在审查起诉时翻供说农行的个人存折也是“小金库”。王某某在事发后利用种种手段来欲盖弥彰，把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往挪用资金罪上引，正好暴露了其占有公司财产，拒不归还的主观故意。
综上，从犯罪主体上看，职务侵占罪的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但不包括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它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由于王某某所在公司不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国有公司”，因而王某某不符合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不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在此不再赘述。
从犯罪客体上看，职务侵占罪的客体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财产的所有权，从民法角度讲，包括占有、使用、处分、受益四种权能。王某某将所谓的会议费、预支车补做帐支出，买了一辆以自己名义过户的私车，完成了对公司财产的占有，从而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从犯罪主观方面上看，表现为必须出于故意，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害单位财产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还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王某某为好友高某提供虚假列支的发票，委托高某为自己存款买车，这都是有意的行为；同时，王某某也清楚占有公司财产谋求私利的行为后果，有过思想斗争，但他最后却一意孤行，从而最后完成了对公司财产占有的目的。
职务侵占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数额较大的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在本案中，王某某利用自己作为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分公司经理的条件，利用私开发票、虚假列支、虚报冒领的秘密手段为个人购买私车，其以个人名义过户的、价值三十八万的“奥迪”车就是占有公司财物的最好证明。
因此，王某利用股份制公司“小金库”买私车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王某某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核心要件有两个：第一，王某某与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具有劳动聘用关系，具备其单位工作人员的身份；第二，王某某利用了该身份赋予的主管、经手管理本单位财务的职务便利侵占了单位财物。王某某的行为构成了职务侵占的即遂。后来王某某退赃三十八万元现金只能是对其量刑情节上的考虑，并不能改变其职务侵占这一性质。
浅析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
会东县人民检察院 王凤 (xwangfeng@163.com)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二○○三年八月底颁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决定在部分省市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对此加强对该制度的理论研究，真正实现理论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是当前检察理论工作一个重要任务。在此仅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作简单阐述。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是确保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的正确行使。严格意义上讲，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制度，而不是直接参与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也就是说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与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是相对独立的，这符合监督的特性，在现行法律规定的现状下，也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是相一致的。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将人民监督员独立监督与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相对分离是非常正确的。人民监督员作为监督者，既不能干涉检察机关的正常办案活动，又要切实起到对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作用，也就不可能对检察机关的一切执法活动进行事无巨细的监督。检察机关的许多执法活动也是非常具有技术性的，人民监督员也难以对其进行监督。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应当是有所选择、有所偏重的。在实际工作中，应当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应当从可能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从检察机关执法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入手；从检察机关受到监督制约比较薄弱的环节入手。
根据中共十六大的报告，改革的目标是要使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司法公正必须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前提，前者是司法判断标准，后者是社会判断标准，前者具有专业化和司法化，后者具有大众化和社会化。要使司法制度为实现全社会公平和正义，也就少不了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评价，只有引入社会的公平正义观来衡量司法是非观和公正观，才可能保证司法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检察机关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实际上就是让社会来评价检察机关执法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人民监督员的特性决定了人民监督员不可能对司法机关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监督，司法改革的职业化方向也表明了类似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如何适用法律应当由职业性的检察官来判断。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也只能针对案件事实部分，因为对于事实的判断，多数情况下只要具备一定生活常识人都能够分析、确认，从而对案件性质有更清楚、明确的界定。人民监督员只需以一般民众的是非观和认识水平来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加以判断和权衡。这从形式上看，人民监督员的权力范围小了，但从实质上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落到了实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规定》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中明确了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几乎包括了检察工作的全部。在监督范围中又有所区别，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拟作撤案、不起诉和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简称“三类”案件），这是监督的重点；二是发现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应当立案而不立案、超期羁押、违法搜查扣押冻结、应当给予刑事赔偿而不依法予以确认或者不执行刑事赔偿决定或办案人员循私舞弊、贪赃枉法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三是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其他执法活动中的违法情况，可以提出建议和意见，接受人民群众对检察人员的投诉，转交检察举报、控告；四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的人民监督人员，可以对本地检察工作实施监督。《规定》对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的规定在此现仅对人民监督员监督的四类案件进行分析。
(一) 撤销案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有关规定，检察机关作撤销案件的条件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虽有犯罪事实，但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的。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具有刑事诉讼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而撤销案件的，虽涉及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但这些法律适用并不需要很高深的法律知识就能够判断。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虽有犯罪事实而不是犯罪嫌疑人所为，应撤销案件的，这基本上是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很少涉及法律适用问题。上述情况对法律知识不是很深的人民监督员来讲，检察机关是否可以作撤案处理，是能够独立做出判断的。对于依照刑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和不是犯罪的，在实践中会存在一些疑难案件，涉及法律适用的成份多一些，有时还需具有较高的法律水平才能够加以判断。作为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对这类案件的监督有时可能勉为其难。但从总体上讲，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撤销案件的监督是基本能够胜任的。
（二）拟作不诉案件
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绝对不诉，既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作不起诉决定；二是存疑不诉，既经补充侦查仍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三是相对不诉，既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诉决定。对于绝对不诉，如前对撤销案件所述中谈到，作为一般法律水平的人民监督员是基本能够独立判断的。对于存疑不诉，主要涉及对证据的真实性和事实的认定问题，较少涉及法律的适用问题，因此，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存疑不诉的案件也基本上能够进行有效监督。对于相对不诉案件，其前提是犯罪嫌疑人已构成犯罪，因此其法律适用问题实际上已基本解决，对于是否拟作不诉决定，实际上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的判断，是对案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判断，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判断有赖于社会的价值评判，而不仅是司法判断的问题，这对于人民监督员来讲，这正是他们的长处，检察机关也正需要听一听社会对案件危害程度的看法，以确保案件的正确处理。所以，人民监督员对检察机关拟作不诉的监督是能够胜任的。
（三）直接受理案件
对于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作出撤销案件和不诉决定后，实际上是对案件诉讼程序的终止，且具有法律效力的。这些案件的一切过程都是由检察机关一手操作的，外部监督非常薄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很少有具体的、确定的受害人，也就很少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对案件的制约权力，也没有一般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的终极决定的申请复议等的制约权力。因此，对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具有决定性的处理加强外部监督是尤为必要的。如前所述，将这两类案件交由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也是非常可行的。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直接受理案件中还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案件，也就是最初侦查的时候涉嫌数额非常大，但到最后起诉时数额非常小，在社会上也造成很不利的影响。检察机关在对这种情况的处理也是很具有决定性的，对这类案件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外部监督。
（四）本地检察工作
检察院负责的具体检察工作是方方面面的，现就对侦察监督部门的具体工作做一下分析。按照刑事诉讼法等有关规定，逮捕的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且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只有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以及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是否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对于一般的人来讲，判断起来问题不大。但对于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以及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很多专业技术问题。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涉及法律适用问题，是否有逮捕必要，这涉及侦查技术问题。而这些作为人民监督员来讲，有些问题是难以作出判断的。就在实践中，对于是否属于错捕，司法机关有时也难以作出统一的判断。因此对于逮捕决定的监督，人民监督员是难以胜任的。从实践中来看，对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比例是也是不多的。更为重要的是，对检察机关的逮捕，外部监督制约也是比较强的，如果检察机关的逮捕属于错捕的情况下，案件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并且是否应该进行赔偿，也并非检察机关能够作出最终决定的，而是由法院的赔偿委员会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如果检察机关不予赔偿，当事人还可申请强制执行。加强对检察机关的直接受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逮捕决定进行监督，将这种监督交由法律水平一般的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不是很实际，要么这种监督流于形式，要么就会对检察机关的正常执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上，就要防止这样的形式主义。
综上所述，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一项外部监督机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是一项积极的司法改革探索。
近年来，执行救助一词频频见诸报端，各级法院领导乃至党政机关领导在讲话中也不时提到执行救助，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年向社会公开承诺要办好的十件实事中，也明确要求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和案件申请执行人进一步加大司法救助力度，这里的所谓司法救助实际上也是指执行救助。究竟何为执行救助？执行救助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操作的？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在基层法院从事执行工作，经办了众多的执行救助案例，亲历了执行救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现根据有关规定和执行救助的工作实际，就执行救助的由来、现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执行救助的由来
严格意义上讲，执行救助并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律术语，也不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司法救助是指人民法院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减、免、缓缴诉讼费，其目的是让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打得起官司，而不是向他们发放救助款，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早有司法解释进行规范。而执行救助是指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而申请执行人生活困难，人民法院或政府有关部门给予其适当的经济帮助，使特困申请执行人渡过难关，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体现的是一种司法的人文关怀。执行救助并不是最高法院或者中央政法委的发明创造，而是在司法实践中自发产生的。2006年3月，由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法院干警的共同努力，执结了一大批执行积案。但由于部分案件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申请执行人又确实生活困难，要求法院继续执行，使这些符合中止执行或终结执行条件的案件不能依法中止或终结，影响了案件执结率。部分基层法院为了提高结案率，协调当地党委政府为特困申请人办理低保、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心理上得到了安慰，同意法院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从而提高了结案率。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率先与县民政局联合出台文件，设立救助基金，对执行救助的对象、条件、程序和资金来源等作出了规定，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南阳市委政法委和南阳中院的肯定，该经验随之在全省予以推广。随着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不断深入，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各地清理执行积案的经验和做法，于2009年7月13日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全国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的工作方案》，该方案指出，“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权利人、道路交通肇事受害人、人身伤害被害人等特困群体为申请人的案件，协调政府财政、民政等部门，通过建立国家救助体系，设立专项资金加以救助”。这是中央政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到执行救助，并明确了执行救助案件的范围、对象和资金来源，也是对地方法院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生事物的肯定。随之，全国各级法院采取不同形式，多渠道筹措资金，对特困申请人予以救助，化解了一大批执行积案和上访老案，对维护社会稳定、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执行救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2008年以来，全国涉诉信访形势日益严峻，其中涉执信访又占了较高的比例，要求执行救助的案件申请执行人大量增加，执行救助工作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执行救助的对象和范围无限扩大，执行救助工作偏离了正常轨道。有的案件申请执行人生活并不困难，也不属于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规定的三类案件范围，因案件暂不具备执行条件，债权暂时得不到实现而上访、闹访，要求法院垫付执行款；有的特困申请人不满足于办理低保和给予适当救助，要求法院全额给付执行款，甚至还要求利息、误工费和上访带来的损失。为化解信访案件，很多基层法院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做无原则的让步，满足上访人的不合理要求，不适当地扩大执行救助的范围，造成当事人之间互相攀比，非但没有化解和减少涉执信访案件，反而形成恶性循环。2008年，一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申请人张某某因得不到赔偿款而进京上访，社旗县法院查明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而张某某生活又特别困难，协调乡政府为其办理了两个低保指标，又给予其1000元救助，张某某仍不满足，要求法院为其垫付全部执行款，为化解信访案件，社旗法院用办公办案经费全额垫付了1.6万元执行款，张某某表示满意，并写出结案证明和书面保证，表示永不为此事上访。但在得到执行款的第三天又赴京上访，要求法院赔偿其利息、误工费等共计30万元。后因非访被依法劳教，现在张某某已成为上访专业户。2010年，南阳市卧龙区法院一交通事故案件申请人王某某因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其债权不能实现而上访，省委领导批示要求限期结案，卧龙法院查找不到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下落，为化解该案，从办公办案经费中拿出30余万元全额垫付了执行款，王某某感激涕零，表示此案执结永不上访，但此后又多次上访要求法院支付其利息和上访损失等，经多方做工作仍不息诉罢访。类似的案件在基层法院大量存在，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执行救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特困申请人的特殊困难，彰显司法的人文关怀，但在发展中却走向了歧途，几乎沦落为上访人要挟法院的工具，违背了执行救助制度的初衷。第二，执行救助的资金难以保障。基层法院用于执行救助的资金来源不一，有的设立了救助基金，由县财政纳入年度预算，有的从县信访部门信访经费中争取一部分，从政法委维稳资金中争取一部分，但由于县一级财政普遍比较困难，加之有的县领导对此项工作不了解、不重视，不愿意也无能力拿出这部分资金，大部分基层法院的主要救助资金都是挤占挪用本院的办公办案经费。自2008年至今，社旗法院已发放执行救助资金70余万元，全部为本院办公办案经费，有一个基层法院仅2009年一年就发放救助资金300余万元，也是挤占办公办案经费，使得经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基层法院更加捉襟见肘，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办公办案需求，许多基层法院院长苦不堪言。
三、执行救助的出路和法律规范
执行救助制度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给予特定案件的特困申请人以适当的人文关怀，是司法为民措施的具体体现，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应当继续坚持和推广，但对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应当引起重视，并逐步予以纠正和规范。首先，要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努力提高案件执结率。结案是硬道理，各级法院执行干警要用足用活现有的调查手段和执行措施，在破解执行难上下功夫，尽最大努力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利，从根本上缩小执行救助案件的范围。其次，要严格界定执行救助案件的类型，从严把握救助标准。根据各地法院的实践经验和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执行救助案件原则上应是以下三类案件，即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交通肇事损害赔偿案件、其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因为这三类案件一般是由突发事件造成的，被执行人要么在服刑或已执行死刑，要么因案返贫或远走他乡，缺乏执行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往往因受害而致死致残，家庭生活一般都比较困难，对这三类案件的特困申请人给予救助，符合客观实际。对于其他类型的案件，即使执行不能也不宜轻易给予救助，因为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或者商事活动必然要存在一定风险，这种风险是市场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当风险变为现实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的时候，司法救济只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有可能挽回损失，也有可能因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而不能挽回损失，执行不能的情况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不能把这种因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转嫁给国家和政府。对于因此而上访的，要正确教育引导，对缠访、闹访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予以惩戒。最后，要建立国家救助体系，使执行救助制度走向规范化。执行救助工作从司法实践中产生，已经经过六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经具备了规范化的条件，最高法院应当深入进行调研，在全面总结各地经验的基层上，制定全国统一的执行救助制度，报请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国家层面的救助体系，由各级政府设立救助基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保障救助资金来源，规范执行救助的范围、对象、条件和程序，使这项工作步入正常化、规范化、健康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