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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安监总政法〔2006〕88号


关于印发《“十一五”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社团组织：

　　《“十一五”安全文化建设纲要》已经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单位结合实际，制订本地区、本部门安全文化建设规划，确定目标，明确任务，为“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十一五”安全文化建设纲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确保“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的完成，必须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安全生产的舆论氛围，增强全社会的安全意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安全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一、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

　　安全文化是安全生产在意识形态领域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综合反映，包括安全价值观、安全判断标准和安全能力、安全行为方式等。安全文化建设是以提高全民安全素质为目标，组织开展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旨在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遵章守法的管理理念，安全操作的工作理念，提高各类企业及全社会的安全意识，提高群众自我安全保护的技能。

　　安全文化建设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社会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各地在安全文化建设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涌现出一批安全文化建设的典型。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的安全文化活动，对强化全民的安全意识，普及安全知识，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素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安全文化建设水平较低，全民的安全意识较为淡薄；一些企业的安全文化行为不够规范；社会的安全舆论氛围不够浓厚。总体看，安全文化建设与形势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

　　“十一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的时期。要把安全文化建设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布局，把安全发展的理念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为促进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

　　二、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安全文化建设全局，紧紧围绕“十一五”期间安全生产的目标任务，着力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推进安全理论创新，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及安全知识，构建安全文化建设体系，营造有利于安全生产的舆论氛围，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安全发展。

　　安全文化建设要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服务于安全生产大局，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

　　——坚持安全文化对安全法制、安全责任、安全科技、安全投入诸要素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不断推进安全生产“五要素”落实到位；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大力营造有利于安全工作的舆论氛围；

　　——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群众，推进安全理论创新，引导安全行为，提高全民的安全文化素质；

　　——坚持注重建设、注重实效、注重特色，立足当前，放眼长远，统筹兼顾，整体推进。

　　三、主要目标

　　紧紧围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提出的三个阶段目标以及《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安全生产的目标任务，“十一五”时期安全文化建设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唱响安全发展，初步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理论体系和发展战略，在全社会形成安全发展的共识。

　　——培养一批本质安全型企业、安全社区、安全乡镇，树立具有示范效应的不同类型的安全典型。“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成500个符合《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AQ/T9001-2006）的安全社区，其中各省会城市建成不少于10个安全社区。

　　——逐步建立起全民安全教育网络，推进安全知识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全社会安全科普得到加强，全民安全意识、安全素质得到提高。

　　——形成较为完善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体系，建立能够准确把握方向、正确引导舆论的宣传载体和舆论阵地。

　　四、重点任务

　　（一）推动全民安全教育体系的建立，初步形成较为健全的全民安全教育网络

　　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教育，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持续开展全民安全知识普及、教育活动，提高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安全文化素养。

　　争取将安全知识的普及纳入国家的义务教育序列。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开设安全知识课，加强“校园安全文化”建设，强化中小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加强安全专业学历教育，着力培养安全专业人才和具有一定安全专业技能的管理人才。提高安全专业学科的地位，增加开设安全学科的高等院校数量，在各类工程技术专业中开设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课程，培养高层次的安全专业人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强化职业教育领域的安全教育。合理设置职业教育的安全课程，培养安全技能复合型的专门劳动者，加强基层安全人才工作。

　　兴办专业安全培训机构。根据行业、专业的特点，实行上岗安全资格制度，由专门的培训机构，开展安全资格教育培训。

　　企业要依法加强对从业人员的专门培训，特殊工种要按规定持证上岗。经常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保障企业的生产安全。

　　（二）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强化全社会安全法治意识

　　依法治理安全生产是安全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大力宣传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提高全民的安全法律意识。结合事故案例，深入剖析，以案说法，向社会公开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理结果，教育警示人们遵章守法，依法规范全社会的安全生产行为，加快安全生产法治化进程。

　　（三）强化企业和社区的安全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建设各具特色的企业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建设要面向全社会，重点在企业。要大力培育企业安全文化，着重从安全理念、管理制度、技术手段等方面入手，加强教育和管理，努力创建本质安全型企业。

　　下大力气搞好煤矿、非煤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品和烟花爆竹等行业和领域的安全文化建设，落实到基层，落实到员工；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依靠工会组织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发挥安全文化建设先进典型的示范效应，带动企业提高安全文化层次。要结合行业特点，突出企业特色，避免形式主义。

　　安全文化建设要与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紧密结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要纳入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规划之中，与思想道德教育、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四）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大力开展群众性的安全文化活动

　　继续开展好每年的全国“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万里行” 、“安康杯”竞赛、“青年安全示范岗”，积极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等活动，动员全民参与。不断创新形式、创新内容，注重实效，提高质量，打造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安全文化活动品牌。

　　（五）发挥媒体作用，加强安全生产舆论引导，营造全社会“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氛围

　　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与合作，发挥媒体的宣传和监督作用，强化安全生产的形势宣传和政策宣传，搞好新闻宣传和舆论监督；鼓励、支持媒体开办安全文化专栏，推出品牌栏目。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新闻发布，加强安全信息沟通，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搞好正面宣传的同时，要揭露和鞭挞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六）开展安全理论研究，推动安全理论和管理机制的创新

　　发挥安全文化研究系统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安全理论研究，加大研究成果转化力度，建立安全理论体系，完善安全管理机制。坚持自主研究和吸收借鉴相结合，注重对发达国家先进安全文化的学习借鉴，加强学术交流。

　　五、实施全民安全素质工程

　　“十一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增强全民的安全意识，实施全民安全素质工程，扎实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是宣传普及安全法律和安全知识。倡导和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价值观，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舆论氛围，使社会公众自觉遵法守法，人人做到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被别人伤害。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搞一两次集中活动，形成强大声势，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法制观念，动员全党、全社会更加重视和支持安全生产工作。

　　二是进行强制性安全培训和教育。企业必须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培训和考核合格，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作业。把安全技能培训纳入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的重要内容。逐步在所有中小学开设公共安全知识课。

　　三是加强对安全生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媒体要宣传安全生产可信可学的好典型、好经验，揭露安全生产领域各种非法、违法行为，及时曝光重特大事故和安全隐患。各级政府要定期公布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展情况，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企业要发布公告。对群众举报的重大隐患和事故要彻底核查，举报属实的要给予奖励。

　　四是发挥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作用，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权益。督促各类所有制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发动各级工会组织职工群众参与和监督企业安全工作，依法维护自身安全健康权益。

　　五是建设企业安全文化。把安全文化落实到企业两个文明建设和经营管理各个环节。推动企业采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念和方法，建立自我约束、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

　　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领导下，总局宣传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安全文化建设的指导政策，编制发展规划，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社会和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模式，组织国内外安全文化交流，统筹全国性的大型安全文化建设公益活动等。各省局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安全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

　　（二）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制度

　　建立和完善安全文化建设的相关政策和法规，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宣传工作制度、新闻工作管理制度、新闻发布会制度、新闻发言人制度、重要安全生产信息公告制度等，把安全生产宣传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三）加大安全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和支持

　　安全文化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安全文化建设的制度措施，为公益性的安全文化事业提供必要的经费保证。鼓励社会各界支持赞助安全文化公益事业，拓宽安全文化建设资金渠道。可参照一些地方从工伤保险、社会保险费用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生产安全事故预防的做法，加大安全文化建设的投入。

　　（四）加强安全文化队伍建设

　　加强安全文化队伍建设是做好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组织保证。充分发挥党组织、工会、共青团组织的作用，依靠现有力量搞好安全文化建设。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人员要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当作重要任务之一，既当监察员，又当宣传员。安全生产监管、煤矿安全监察宣传教育工作者，是安全生产文化建设的骨干，要不断学习，准确掌握党的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宣传政策和宣传纪律，熟悉安全生产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把握新闻宣传的口径，提高宣传工作质量。各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要有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安全文化建设和新闻宣传工作，把内部的宣传教育机构建立起来，相对集中一批专业人才。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努力创造成才、出成果的宽松环境，以成就感促进队伍的发展壮大。紧密结合安全生产工作实践，不断加强宣传队伍自身的思想作风建设和业务建设。

　　（五）动员全社会力量搞好安全文化建设

　　鼓励安全文化产业单位，紧贴全民关注的安全事项、安全生产的专业领域和安全理论创新的前沿领域，出精品，出名牌。

　　倡导和鼓励专业文艺团体、企事业文艺团体宣传安全文化，倡导和鼓励社区群众性安全文艺活动，形成多层次、全社会参与的安全文艺宣传队伍。鼓励安全文艺创作，丰富繁荣安全文艺作品。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社会中介机构等，加强安全文化理论的研究创新，推进安全文化的科学化、系统化和规范化进程。


试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王胜宇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稳定婚姻和家庭不仅是婚姻当事人的责任，也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责任。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持续不断的上升，重婚、纳妾、通奸、姘居，以及虐待、遗弃、实施家庭暴力等现象日益突出，已形成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行为不仅冲击我国的一夫一妻制，而且更严重的是动摇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它不仅严重破坏了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造成无过错配偶一方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遭受损害，而且严重败坏了我国的社会风气，破坏了社会伦理道德秩序的基础，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
　　2001年修改后的我国《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增设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和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细化离婚时经济帮助的方式，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离婚救济制度和体系。这些规定适应了我国现实情况下调整离婚关系的需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内涵及特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指夫妻一方的重大过错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赔偿损害的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离婚损害赔偿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它通过对夫妻无过错一方被侵害的婚姻权利的救济，维护婚姻家庭平等、健康和稳定。
　　第二，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适用于离婚无过错方，并且只有在待定情况下才享有，即过错方为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的。因此，不是所有的离婚都发生损害赔偿问题。
　　第三，必须有损害存在且损害是夫妻一方的上述重大过错造成的。
　　在司法领域中，损害赔偿的产生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侵权；二是违约。然而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之责还是违约之责在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违约责任论的主要依据是缘于婚姻契约说，认为婚姻本身是通过符合相关法定要件的当事人的充分意思表示，并经过一定的法定形式所确定的一种具有合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在契约说的支配下，离婚损害赔偿是赔偿配偶一方对配偶另一方违反双方的同居义务，踏实义务和相互扶助义务致使其受到损害而承担的一种违约责任。而侵权责任论的主要依据则缘于婚姻制度说，认为婚姻不仅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产物，还是一种维系社会理论功能的社会制度，配偶一方对婚姻制度的侵犯不仅侵害了该制度的社会功能，而且还将对配偶另一方造成损害，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更带有一种侵权责任的色彩。相比契约说，婚姻制度说更具有合理性，它更好地反映了婚姻的本质，而且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我国的立法者还是支持侵权责任说的，如司法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赔偿与精神赔偿”。根据一般法理理解，精神损害赔偿不属于违约责任的范畴，而是属于侵权责任所调整的范围。此外在我国合同法中主要采取严格责任原则下，离婚损害赔偿视为违约责任，也难以体现社会的道德评价，并会进一步导致诉讼的泛滥，不利于家庭婚姻的稳定。所以，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应该是一种侵权责任，而非违约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则
　　（一）全部赔偿原则
　　全部赔偿原则也称为全面赔偿原则，是现代民法最基本的赔偿原则，是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通例。全部赔偿原则的含义，是指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违法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即夫妻一方的待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应当全部赔偿，赔偿应以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为限。对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补偿主义与惩罚主义不同观点之争。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对受害人即无过错方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的一种补偿，同时过错方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对其不法行为的一种法律制裁，因此，补偿应当是赔偿损失的基本功能，制裁则是辅助功能。所以就要求以受害人的全部损失为标准、范围来赔偿。
　　（二）法定标准赔偿原则
　　所谓法定标准赔偿原则，是指由法律明文规定夫妻一方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应赔偿损失的具体数额或数额度。在婚姻立法就此规定之前，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以弥补立法的不足。
　　（三）法官斟酌裁量赔偿原则
　　在审判实践中，对于离婚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法官常常感到确定原告损失和赔偿金额数的困难，感到法律规定不够完善，没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可遵循。因此，在确定离婚损害赔偿数额时应当赋予法官一定的“斟酌裁量权”，以满足对形形色色案件进行审判的需要。所谓“斟酌裁量”是要求法官确定赔偿数额时必须依据客观事实，依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规定，依靠法官本身的法律意识和审判经验，仔细地分析和判断案情，反复斟酌处理和解决当事人争议的方案，以求公正、公平、合理，并精细、快捷地对案件作出裁判。法官在斟酌确定损失赔偿额时，根据审判经验，一般应该考虑以下要素：1、受害人所受的损害后果是否严重；2、主观过错（故意或过失，如果是过失，是重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3、侵害行为情节恶劣程度；4、违法行为的社会影响；5、双方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等。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 .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 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 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 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 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 .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 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 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 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和实施，对制裁离婚过错方，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正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婚姻法》适于这一制度的条文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该制度的同法解释在使用方面仍存一些不足，影响了其应有功能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１）放宽请求权主体限制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将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范围限制为婚姻关系中的无过错方，即请求权主体只能是夫或妻，不包括其他人员，但该条（三）（四）两项即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侵害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有可能是与婚姻关系当事人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如子女、岳父母、公婆等。在现实生活中，因婚姻当事人一方暴力侵害、遗弃、虐待其他家庭成员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而离婚的不在少数，如妻子虐待公婆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丈夫起诉离婚，在此情况下，其父母（及其妻子之公婆）可否对媳妇提起损害赔偿？若不可以，则《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三）（四）项尤其是第（四）项就无存在的必要，因为反正作为非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行为的受害者无权再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倒不如把（三）（四）项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仅限为婚姻关系另一方，排斥受侵害的其他家庭成员，但这显然是与立法意图相违背的。因此，要真正发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应有功效，就应当扩大损害赔偿的请求主体，不仅限于无过错的婚姻当事人，还应包括与婚姻当事人双方共同生活的，受婚姻过错方暴力侵害或虐待，遗弃的其他家庭成员。例如，因暴力侵害、虐待、遗弃婚姻关系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应允许受害者参加到离婚诉讼之中，并有权独立请求损害赔偿。
　（2）拓宽赔偿义务文体范围。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仅规定无过错方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而没有明确规定可以向谁提出赔偿请求，即未限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十九条却把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限定为无过错方的配偶即过错一方，而排斥了婚姻当事人以外的。破坏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笔者认为，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力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若第三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重婚导致离婚的，合法婚姻关系的无过错方应有权在离婚诉讼中要向其主张损害赔偿，如第三者有违法行为的不到法律制裁，显失公平正义，且与社会公德相?N。《解释》对法律规定不明的条文作出限制性解释，是不恰当的，也制约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功效的发挥。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依据实际情况，考察第三者是否“明知”，若为“明知”，则第三者应作为共同侵权者，承担连带责任。瑞士、美国、日本等国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即有类似的规定。我国《婚姻法》也应把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同居的故意侵害合法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范围之内，以在赔偿主体上趋以完备。
　　（3）增加有权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情形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四种情形，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过错不可能为列举的四种情形所能全部涵盖，如发生婚外性行为但未达到“同居”程度而对配偶以防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该赔偿？笔者所在区法院判过这样一起案件：男方通过亲子鉴定发现“儿子”非已所生，遂起离婚，并要求妻子给邓精神损害赔偿，合议院判准予离婚，同时判女方赔偿男方精神损害抚慰金一万元。这例判决实际上已超过了《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可提起损害赔偿的范围，但如不判，显然有悖情理，对无过错的男方也极不公平，可见，《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有须要加以扩大。严格地说，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对过错行为破坏婚姻家庭关系，并导致婚姻破裂结果的赔偿制度。这种过错，不论是何种形式，只要违背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婚姻破裂，都应承担赔偿之责，《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示例的方式对众多的过错予以了较大的限制，仅列举了四种情形，那么这四种情形之外的其他较为严重的过错只能由道德规范来调整，事实上，这种将其它过错行为推旧于道德规范调整的限制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在现实生活中也难获公众认可。比如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的通奸、吸毒、赌博等现象，就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如果夫妻一方有这些行为，给另一方所造成的损害在某些程度上并不亚于《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它同样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成为离婚的直接原因。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应予以扩大，对诸如通奸，长期吸毒，赌博等重大的，情节严重的其他过错行为，应赋予婚姻关系另一方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公平和正义。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可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中增加一项：“（五）其他严重违反本法规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由法官根据《婚姻法》的精神自由裁量即可。
　　（4）离婚损害赔偿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
　　按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在于“无过错方”，有过错者是无权提出请求和获得赔偿的。但事实上，导致离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离婚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只是过错程度不同而已。如果仅仅允许“过错方”才可请求损害赔偿，这将使得离婚案件中过错较小的“弱势一方”失去损害赔偿请求权甚至被重婚者，同居者。实施家庭暴力者以此作为抗辩使受害者赔偿请求落空，这不但有失公平，也会使《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也与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初衷相违。因此，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提出不应强调无过错，而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只要一方存在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有权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由法官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和大小，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赔偿过错小的一方，如果双方过错相等，则可以不予赔偿。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意图也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上述建议是针对现行婚姻法而言的，正如笔者前文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本质上应由侵权法加以调整，在制定法典化的民法时，应当将该制度吸收到侵权法汇编或文章中，以使我国的侵权法体系更为严密。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